从哲学到思想：中西印思想的不同命名及其意义

当人类思想从早期文明提升到轴心文明之时,产生了理性思想,这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人类进入现代性的统一世界史之前,三大文化各按自己的理性思想演进。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后,印度的Darsana（见说）和中国的“道论”都被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这一名称统一起来。其结果有利有弊,弊即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的核心内容被遮蔽了。以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呈中印理性思想的本来面目,对于世界理性思想的重建,具有意义。     

社会工作跨文化督导的本土含义与实践策略

跨文化实践是社会工作督导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基于对全国95位实践者的访谈，对社会工作跨文化督导的本土含义与实践策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本土处境下，跨文化督导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即“跨境督导”实践中的文化碰撞、专业与行政两种文化之间的角力、一般化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跨文化的三种本土含义实际上反映了本土处境下的三种文化边界。为了突破文化边界的约束，实践者采取了自我觉察与审慎诠释、“借力打力”、培育本土督导者、促进行政与专业文化之间的互构、提升督导对象的体制适应能力、协同行动以及担任替代性角色等多种策略。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人的认同视域理解教育要义

培养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使其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生活中独立的存在者，是教育的基本任务。由此要求从人的认同视角理解教育，以此阐明人的教育命题的基本意义。文章以人的认同为认识线索，论述教育与人的认同之间的基本关系，分析了理解教育的基本内涵与要求。     

艺术理论知识学建构中的三个问题

作为现代性知识学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已走过百年历程。但作为一门专业性、体制化的学科知识，艺术理论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从已经建构起来的艺术理论看，往往呈现为对立、冲突的不兼容形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总体性与部门性的冲突；自律性与他律性的拮抗。之所以存在这种对立、冲突，就在于艺术理论的知识学属性，它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     

论儒家的审美方式——对孟子性情论的美学阐释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在现实情境的感发下产生“四心（端）”。“四心”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体，其作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四心”的感受体验过程在儒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较好地体现出儒家的价值追求，所以称之为“儒家的审美方式”。它虽然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被充分自觉，不像自然情感感发那样发展出感物学说。重视这种审美在道德活动中的基础地位，有利于缓解道德主体内心的冲突，并可以抗拒在道德活动中对既有观念和规范的非语境化运用。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基于小说语体的现代汉语伴随义“X随”类动词考察

现代汉语中伴随义“X随”类动词出现频率较高,其内部成员在句法分布、语义特征、语用功能方面表现出一些共性。辞书对其差异揭示不够,针对此类词语的专题研究依然空缺。文章试从句法分布、语义内涵、历时演变、认知理据四个层面对伴随义“X随”类动词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句法分布方面,“伴随”较为独特,“跟随”、“追随”一致性较高;语义方面,“伴随”强调事物伴随关系,“跟随”和“追随”强调事件伴随关系;历时演变方面,“追随”、“跟随”、“伴随”成词时间呈现由早到晚的连续统分布。导致“X随”类动词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所跟体词生命度、意志性高低,“X随”类动词主观性高低,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这说明人类语言在对客观世界进行临摹之前,已接受了认知的调控与制约。该发现从认知层面进一步充实了以往有关伴随义动词的研究,在语言分析中适用性更广,能够达到以简驭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