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正义: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议题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实现制度正义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目标。在现代社会,缺乏制衡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往往成为威胁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压迫性力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势下,有效制衡国家权力与规训资本权力既是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也是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议题。制度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一个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的存在,并在一个开放的民主宪政制度框架中,通过各种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平等博弈、公共协商和理性妥协而得以保障。     

马克思劳动正义观：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大发现”源于对现实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考察,他以“劳动”为切入点,找到了资本剥削工人的秘密,进而以“人的逻辑”批判和超越“资本逻辑”,以劳动正义对抗资本主义法权正义,并探究实现劳动正义、劳动解放并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和意义。劳动正义既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核心,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劳动正义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内涵与价值旨趣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资本论》中的社会正义思想及其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启示

社会正义思想是《资本论》所阐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构成要素。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贫富两极分化的批判、恶劣居住环境的批判、技术毒副作用的批判构成了《资本论》中社会正义思想的基本内涵;描述性与规范性相统一、解构性与建构性相统一构成了《资本论》中社会正义思想的内在特质。《资本论》中社会正义思想内蕴着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正义愿景,其为我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明确了高阶目标、直接抓手和战略支撑,对推进我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社会变革时代秩序和正义重建的思考

秩序与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它们既是人们的一种理想预期,又是一种客观存在。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范畴。本文通过对秩序与正义的界定,探讨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力图寻求秩序与正义关系的最佳契合点,使秩序与正义实现双赢。笔者认为,追求正义应当以个人正义中的良心、社会正义中的平等和国际正义中的善的力量,分别作用于个人、社会和国家,调节人类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关系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和谐的秩序。     

离开了按劳分配原则还谈何分配主义？--与李惠斌先生商榷

李惠斌先生认为分配正义不仅应当体现在工资分配方面,而且还应当使劳动者参与增量股权分配;同时当投资人直接经营企业时应当得到资本收入。本文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只有通过竞争,每个劳动者就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就都能各得其所,通过竞争过程各个企业、各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就会平均化,从而就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实现分配正义和社会公正的第一位的因素。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正义形态的经济批判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正义形态的批判选择的是经济正义路径。按照这一路径,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商品这一微观结构出发,继而在戳穿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资本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整个图景,从而揭示出资产阶级正义形态的经济根源及其虚假本质。对资产阶级正义形态经济批判的结论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实现社会正义的经济基础。     

程序正义价值探析

本文从以实体公正为本位、忽视程序的相对独立价值,而使实体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入手,进而分析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由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指引,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前提,缺乏程序正义要件实现的实体正义是畸形的正义,与法治精神和社会实质正义要求相悖;程序正义又以实体正义为归依,正因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才更显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同是我国法治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资本与个体性原则博弈下的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如何实现？劳动者个体如何在平等经济伦理关系中确保自身权益,享受社会正义,是其核心议题之一。对资本原则进行批判和限制,改变私有制奴役他人性质这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宣言》仍然是21世纪的人类追寻正义的宣言。文章将个体性原则分梳为国家、地区和个人三个层面,认为妥善处理好三者关系,是建构平等经济伦理关系的关键,同时也会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论城镇化进程的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

由于过分追求空间的经济效益,我国以往城镇化进程是资本逻辑驱动下的空间生产,忽略了城市空间的公平与正义,导致了许多空间问题的产生。要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就必须实现资本的空间正义转向。以空间正义的价值目标和原则对资本加以规范和引导,克服其贪婪本性,促进城市空间生产更加合理有序。     

论城镇化进程的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

由于过分追求空间的经济效益，我国以往城镇化进程是资本逻辑驱动下的空间生产，忽略了城市空间的公平与正义，导致了许多空间问题的产生。要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就必须实现资本的空间正义转向。以空间正义的价值目标和原则对资本加以规范和引导，克服其贪婪本性，促进城市空间生产更加合理有序。     

共产主义:正义及其实现

正义不单单是一个法权概念,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不仅仅是谴责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最重要的是论证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性,这种缺陷使得正义和权利的存在成为必需。对正义的解读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饱含着生产力和道德的双重标准,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揭示了这一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在消除了阶级差别和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固然不存在协调阶级冲突的权利标准,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走向消亡,但并非完全排斥一种内在的正义需求,仍需要价值层面的正义加以引导,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正义的标准是内在于社会的,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完全超越正义的社会,反而以正义为前提,是高阶正义的真正实现,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准确理解这一实质对于分析和解决当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监狱公平正义的困境与实现途径

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职责。目前,社会大众、监狱民警、罪犯等三类人群对公平正义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各自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认为监狱实现公平正义还有距离。实现监狱公平正义的途径主要有:(1)努力提高民警队伍的业务能力;(2)积极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3)深化巩固社会力量。     

恢复性司法的本土移植问题研究

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理念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由于其具有的惩罚性并不能使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根本的修复而受到质疑。与此同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在西方社会应运而生,历经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而渐渐取得认同。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若想进行恢复性司法的本土移植,条件是否成熟?在实践操作上是否应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证和探讨,以期对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和谐性别关系应具特征及其培育

人类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而两性关系是否和谐对建构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型的男女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关系具有差异性与非对抗性、平等性与公正性、互补性与共赢性、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性等特征。培育和谐的性别关系必须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加大法律创新的力度,提升妇联组织的作为,加强两性主体的协作能力,这样才能使和谐性别关系的建构成为政府的目标和社会共同的行动。     

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

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公德”性质突显,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     

城市土地产权论纲

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城市土地经营,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城镇化的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也出现了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市场多头供应、“生地”出让、“形象、政绩”工程泛滥、城市化吞噬耕地、“双轨模式”滋生的灰色土地市场、新“圈地运动”、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从土地产权的制度根源上得到解决,很有可能在今后十年内引发新的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高峰,从而危害社会的稳定,最终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此,我们对城市土地经营的源头——我国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的形成与演进过程及城市土地上的权利群,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对其在城市土地经营中的完善提出了设想。     

“警察”、“警务”与“公安”的概念及其关系

警察是一个历史范畴。从政治国家的角度看,警察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站在市民社会的视角,警察又是一种职业,其工作目标是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警察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它集文明道德的塑造者,法治规则的信守者,正当秩序的维护者,权力运行的护航者和社会正义的完善者等多重社会角色于一身。在我国,"警察"一度是"公安"的同义语,而新时期的"公安"内涵多指公共安全以及社会治安,是公民对良序社会的一种理想期待。现代警察仍是公共安全的重要支撑,但显然"公安"再不能指望由警察一种力量包揽。警察通过警务的运行来支撑与保障"公安",警务既反映警察的历史又回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警务特征因时代与制度的不同而体现差异。融入社会、公开评估应该是新时代警务的显著特征。     

和谐社会保障机制论析

为使社会长治久安,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建立起和谐社会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全面贯彻"四尊重"方针,充分激发创造活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掌握社会管理规律,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畅通利益诉求渠道;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     

Forty Years'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

A market economy requires the individual rights of citizens be protected, and that the exercising of those rights be regulated, whose re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legalizatio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n the one hand, individual rights must be protected by law On the other hand, a law-based society needs to be built so the boundaries of individual rights are clear, the exercising of those rights are regulated, conflicts between rights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courts, and the personal infringement of others' rights and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is prohibited by law During the 40 years of China's ref 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the promotion of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mainly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rule of law plays i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has been clarified; second, the four steps of the rule of law(scientific legislation, strict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justice and observance of the law by all Chinese citizens) have been strengthened to safeguard human rights fully and effectively; third,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system under the rule of law has gradually been aligned with international n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