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法律监督的历史渊源与走向——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为分析背景

法律监督源于对苏联检察制度的学理概括,其本意是将检察机关赋予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担纲者的使命。由于一般监督权乃是法律监督权的核心,自1979年这项权力划离检察机关之后,整个法律监督权的运转就显得非常薄弱,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权完全倚赖纪委的"双规"措施。所以,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予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乃是无奈中的必然,也是统一反腐、法治反腐的大势所趋。不过,法律监督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其能否有效实施关系着国家法制的统一程度,任其不断消弱绝非明智之举。是故,就应当再次赋予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强化公益诉讼权的运用,保留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推进检察一体化的进程,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来重振法律监督权。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机遇、挑战和出路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直接在体制层面带来检察职权的重新配置。对检察机关而言,这一权力调整将直接影响检察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效果。侦查权的剥离将促使检察权向法律监督的司法本位回归,因而构成未来提升检察公信力的机遇;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挑战并非其侦查权的剥离,而是长期以来的侦查中心主义痼疾,监察体制改革有可能强化侦查中心主义的逻辑。为此,有必要确保监察体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展开,并利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驯化"侦查中心主义,才是未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出路。     

检察机关不宜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虽然现行法律没有对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实践中个别地区检察院以原告身份提起了公益诉讼并得到法院的认可.然而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在实践与理论中仍有较大的争议.从法理、社会管理、公益保护、现行法律四个方面论证得出检察机关不宜成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检察机关保护公共利益应当立足法律监督职权充分发挥民事行政检察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公诉权等现有权能的效用,唯有此才可从源头减少公共利益被侵害.     

检察权前论——制约、监督与制衡关系辨析

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检察院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是以"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存在,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检察权的性质均达成了相对性共识,即法律监督权。然而,随着监察体制的出台、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机关剥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检察机关的法律定位及检察权的性质。在明晰检察权内在要旨之前,有必要厘清权力制约、监督与制衡的定义及相互关系,以明确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内在意涵,为明确检察机关的职能与走向保驾护航。     

试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职能及其制约——以职务犯罪侦查权为视角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移转至监察委员会,打破了长久以来职务犯罪侦查分工模式,对刑事司法领域影响深远。由监察委员会发动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拥有主体地位高、资源集中、手段丰富等优势,但仍存在程序运转不严密和人权保障程度低等问题。监察委员会位高权重,对其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则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重中之重,除却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传统方式,应添加律师参与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等刑事程序内的监督方式,以保证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职务犯罪的发案数居高不下,但作为反腐主力的检察机关的查案数却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检察机关在破获职务犯罪案件方面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如侦查权的弱势地位,侦查力量分散、效率低,职侦环境差,侦查人员素质不能适应斗争需要等原因束缚和削弱了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检察机关应该主动出击、发现与搜寻职务犯罪线索,强化职务犯罪侦查的地位,充分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灵活运用策略,信息导侦,科技强侦,不断丰富侦查手段方法,提高侦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协同作战能力,排除干扰和阻力,有效破解职务犯罪侦查的困境,扭转职务犯罪侦查不力的局面。     

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

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在基础理念上,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

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在基础理念上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分散在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反腐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反腐天网",全面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拆分"出来并入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由内部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在消除"自我监督"弊端的同时,外部监督的缺陷也逐渐凸显。监察委员会被赋予了较大的调查权力,如何对职务犯罪侦查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限制监察权的行使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关键。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试析人大法律地位与现实地位的落差

人大作为人大制度的载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这种重要的地位却没有体现出相应的实际效果。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将人大不能发挥法定作用进行全面、深刻的解说 ,目的在于揭示造成这种反差的种种原因 ,希望在完善人大制度的过程中可以起参考作用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试析“集中多数人的意见”与“集中正确的意见”

集中正确的意见,强调的是决策结果的正确与否;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强调的是决策程序中的决策原则和方法。从组织原则的角度出发,只能将集中多数人的意见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方法。集中多数人的意见虽然不等同于集中正确的意见,但归根结底是为了集中正确的意见,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意见,从而达到集中正确的意见。     

从民主的角度谈党的执政合法性

"政党的合法性,归根到底只有从民主政治中才能获得."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但无论是作为价值理念的民主,还是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社会行动的民主,还是作为社会治理体制的民主,都能够为党提供执政合法性.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以推进民主发展为己任.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适用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的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