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理论建构──《法理学教程》评介

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理论建构──《法理学教程》评介姚建宗现代社会处于一个法治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法制建设的若干共通性问题作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意义的概括和总结，是摆在中国法理学工作者面前的急迫而艰巨的任务，有中国特色...     

再论法理学的更新

在权利义务法理学已经暴露出不可弥补的缺陷的今天,扬弃权利义务法理学,拓展适合当代中国基本情况的新的法学基础理论,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基础性研究领域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和促进法学进步的需要,新的法学基础理论应当...     

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

现代法治理论反对基于身份而衍生的特权,并不完全反对对"身份"的追求。由于当代中国法理学对身份问题研究误解了梅因关于法治是"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思想,因而对基于"身份"的法理学意义有不正确的认识,在"身份"问题上出现了焦虑症状以后,仍不能正视"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法理学还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没有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以至于出现了这种"身份"的焦虑。要想提升法理学的学科地位,需要认真研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以法律方法论塑造法理学的实用性,使法律话语成为主流。     

法理话语的均衡实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

法律体系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的话语结构,只有在广义的均衡法律体系概念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话语结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和统一。"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法理应当取法现代性的公民国家建设,围绕法律的历史体系发挥其话语功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法理应当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为准,抓住法律的价值体系做好文章;"法律体系"的建构主义法理应当效法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原则,以法律的规范体系建构为核心基点。三者均衡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法治历史经验、价值理念及规范内容有机整合于法律体系的动态实践之中。     

“法治”演进与我国法理学发展

在社会主义中国,＂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其演进变化经历了三大阶段。作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其每一次演进都透视着我国法理学的发展轨迹。随着法治理念的确立,我国法理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自觉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提出表明中西之争到了高级的、成熟的阶段,即构建关于法治理解的多元性世界观,而不只是西方法治理论一家独大。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一方面要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对中国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还在于立基于中国法治实践反思性地创建本土的法治话语体系,这是时代向中国法律人提出的思想性任务。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世界层面上争夺法治话语权,为法治的世界概念注入中国元素。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中国法治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出色的法治体系

中国法治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应当是一个出色的法治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只具有特色的法治体系。我国在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备传播价值的法治体系必须同时是出色的法治体系。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出色'的法治体系也应是题中之义,这是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     

法理学研究什么--从当前中国实践看法理学的使命

当前中国法理学有三种研究倾向,一种是启蒙(价值)倾向的法理学,一种是注释倾向的法理学,第三种是实证(规律)倾向的法理学.其中,第三种倾向是与法理学作为一门研究法律现实运作和演变规律的科学的性质相吻合的.否定法理学的科学性质,反而容易使它走上虚无主义的歧途.中国法理学当前要着重研究四个方面的规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演进的普遍规律,研究普遍规律支配下的中国法律演进的特殊规律,研究影响和制约法律运行的现实规律,研究依然影响现实法律的历史规律.就价值问题而言,法理学对中国法律未来的关注应该从对目标的价值论证转向对目标与路径的实证研究,研究多数人的目标选择及影响目标选择的复杂因素,而不是要代替人们选择法治目标及道路.     

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当按照一定的原则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这是现代法学理论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主导观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立法上赋予法院或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解释构成了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作业。作为特定制度结构下的集体智慧化的产物,司法解释权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具有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建国后沿袭下来的我国司法解释权制度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憾。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当代中国,正日益面临着发展和创新司法解释权制度的历史重任。重构我国司法解释权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正确界定不同审级法院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促进最高人民法院功能由司法审判向法律统一适用转变;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树立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上的应有权威;从法律解释的内在规律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规则体系。     

中国法学的话语流变考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超越了法律斗争论、工具论和政策论的话语体系,表现出从"革命到改革"、从"左右之争"到"古今中西之争"的演进轨迹。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法要以权利为本位"、"法学需要质变式改革"到法律文化论、法律移植论、本土资源论,三十年话语流变史艰难曲折地从法学之外走向法学之内,最终确立了法治国家话语主导权。在学术理路、发展内涵和思想渊源上,中国法学的话语流变从外在分裂走向内在统一;从"批斗封建文化"到"文化热",走向"以文化作为方法";从"排斥西方"到"接纳西方",走向"反思西方",其中也透射出中国法学乃至国家法治走向成熟的希望。     

论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与公共行政变革的需要,有必要改造我国的行政行为理论,重新认识行政行为的特征,扩展行政行为的范围,将多种行政方式纳入行政行为体系中来,研究其运行的规则与应遵循的原则,促进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的发展。     

论刑法学与犯罪学研究的整体互动

在中国,犯罪学与刑法学彼此分离各自为“家”,导致了中国社会过于看重严刑峻法而忽视犯罪原因,使得犯罪虽受到严惩但犯罪情势依然十分严重。如何扭转这一现象,尽快使刑法学惩罚犯罪的研究与犯罪学预防犯罪的研究相互结合,构筑刑法学与犯罪学整体相互联动的格局,是中国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更是中国社会通过历史反思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的必然趋势,从而实现使中国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惩罚为主到刑事预防为主的战略转移,刑事法理论对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重点研究为主要转移到对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为主的研究重点上来,以此迎接一个国家繁荣昌盛但犯罪并不猖獗疯狂的时代的到来。     

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

近十余年来,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及理想图景认识出现了一定分歧。形成这种分歧的实质原因是,在"什么是法治"的问题上,人们更多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的影响。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应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学传统理论及知识谱系的对接,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化或体现为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藉以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的权威地位。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制定行政法总则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的行政立法实践已经走出了中国特色创新之路,党和国家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强力推动,为制定行政法总则夯实了基础和条件保障。行政法总则的制定,应当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从行政法总则到行政法典的制定,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是促进我国建成法治政府的极为重要的举措和通道,也是对世界行政法发展的巨大贡献。     

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

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实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以及人类政治法律文明共识,为研究基础和资源,从中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经验而又在约束条件下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这种研究不仅要致力于总结和概括宏观意义或者一般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框架,而且还要特别地总结和概括微观意义或者部门法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