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弱化与村民自治关系研究--以武汉市屏风村为例

如何看待村治中的宗族,以及如何在村民自治不规范时适当地强调宗族的正面效果,是当代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和政府权力应当深思的问题.和历史上的宗族相比较,现在的宗族处于一种明显弱化的状态.在转型时期,许多农村处于一种缺乏强制力的失范与失序状态.不仅村民自治这种制度供给未能树立应该有的权威,连宗族这种传统文化的整合形式也未能发挥作用.村民自治,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需要村民本身的文明素质.     

“道路通向城市”：村落社区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及其前景

村落社区化的一个显著表征是实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资源要素的重新积聚与集中,这已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与此相适应的农村社区建设,其主要目标在于：在一个个业已或正在陌生化和流动化的乡村聚居空间内重建一个国家便于治理的＂共同体＂。在村落或村庄背景中生长发育成熟的＂村民自治＂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因子＂会随着新农村建设带入到农村社区这一新的场景之中,必然会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生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建构和村民自治这样一种上下联动的治理机制会在农村社区建设这个新的＂历史关节点＂上交汇、孕育和生长。社区治理并不是对村民自治的否定和替代,而是村民自治在其＂边际上的创新＂,其本质仍然是现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种民主化整合。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域中农村社区治理逻辑研究

欧阳爱权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撰文指出。美籍学者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模型可以用来探讨当前不同的文化网络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制约:宗教文化网络与公共权力间关系无涉,但必须警惕不法宗教可能引发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村民自治语境下的“村官”权力监督路径

＂村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员＂,在农村基层其他类型监督手段的触角均延伸不到的现状下,加强＂村官＂的权力监督,应当重点回归到村民自治制度中探求路径。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系典型的直接民主,在民主体制架构下探求＂村官＂权力监督路径,除了加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内部监督外,必须重点挖掘村民民主监督潜力,将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落到实处。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眼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 ,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 ,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村民自治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自身的发展取向。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在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其发展也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取向。     

“性别问题”中的“现代问题”——现代性视野中的农村女性土地权益问题

农村女性的土地权益保护,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保护农村女性的土地权益,则涉及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和村民自治等一系列关系到农村经济结构、社会转型与文化发展的命题。因此,这一问题需要在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中得到考察。城市和农村构成中国现代性的空间结构,一方面,农村在城乡关系和土地承包制度的作用下形成了新的经济生产模式;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下农村的权力政治也在发生变化。“从夫居”的社会文化制度是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难点,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农村文化改革,又需要土地政策与农村政治权力改革的推进。     

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刍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展开,农村＂村官＂腐败现象也开始呈现愈演愈烈态势,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阶段农村大量滋生的＂村官＂腐败现象,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腐败,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完善、监督制度缺失和法律法规缺陷等制度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预防和治理新形势下的＂村官＂腐败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绝不应机械照搬反腐败的传统经验做法,而是要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以完善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机制为核心,以有效推进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点,以制度法规体系建设为保障,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的新路子。     

“四位一体”的村民自治新模式探析

＂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是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主体、村民委员会为执行主体、村务监事会为监督主体的新型村级治理组织构架。构建＂四位一体＂的村治新模式,有利于消除村民自治中的不和谐因素,化解村官信任危机,促进村治组织架构中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要理顺村治新模式中＂四驾马车＂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力的相互平衡与制约,推进基层民主不断完善与发展。     

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碰撞、融合与共生

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是构建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传统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和遗失会阻碍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村民自治若脱离传统乡村文化土壤也将失去存活的环境。它们的碰撞提出了新的实践课题,它们的共生则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创新发展。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共生体现在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中,这个过程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结构融合升华的过程。     

《乡村振兴促进法》视域下村民自治的优化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发挥好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强村民自治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村民自治过程中普遍存在村民对村庄事务关注度较低、自治主体结构失衡、自治能力较弱等问题。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高村民关注度；建立体制机制，积极吸纳人才；规范权力运行，提高自治水平；完善村规民约，提升治理效果来优化村民自治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吸引村民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落实好《乡村振兴促进法》,助推实现乡村振兴。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论村民自治权运行中的权力制约问题

村民自治权具有权利、权力双重属性。作为权利,村民自治权很容易受到国家行政权的限制、干涉或侵害,这就要求限制行政权在自治领域的效力,削减行政强权对自治权的压制;作为权力,村民自治权很可能侵害村民个体权益,甚至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要求国家立法权和司法权适度介入自治领域,防止自治权的滥用与无度。因此,必须合理划分和界定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立法权和司法权介入自治权的运行过程,实现对国家行政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制约,以维护和保障村民权益,使国家权力、村民自治权、个体权利在村民自治权运行过程中达致平衡与和谐。     

当前广东农村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探讨

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民主决策不到位、村干部缺乏治理乡村的积极性以及制度运作存在薄弱环节,是当前广东农村村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可操作性欠缺、选举程序不够规范以及农村关系行政化抑制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建议加强对村民自治工作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法规,规范和简化选举程序。     

我国村民自治中“村两委”博弈关系之研究——以广西柳州市雒容镇高岩村个案为例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中"村两委"关系的不协调,依然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广西柳州市雒容镇高岩村为个案,通过对"村两委"关系中村民自治选举、决策权运行模式、村支书对村委会的影响以及两者管理权之争等方面田野考察,并从权力分工运作和治理绩效角度进行了分析。同时,笔者还运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知识论证了一种新型的"村两委"关系模式,为村民自治理论及其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村级治理民主监督机制的构建——试论“蕉岭模式”的草根式的权力平衡

作为村民自治主要内容之一的民主监督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有效运行的基础,现实运作过程中的民主监督缺乏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以致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蕉岭模式＂通过＂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强化村民的表达与参与合作能力,一方面加强对村级公共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实现了民主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保障了村级治理的健康发展。借鉴这一模式,应从农民民主参与意愿和民主素质的增强,村规民约的完善以及具体监督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探索村级治理民主监督的有效机制。     

依法保障农村妇女成员资格并兑现土地与分配权

要依法保障农村妇女成员资格并兑现土地与分配权，需要进行新的路径选择，从现行的将集体成员资格交给村民自治认定，转向通过国家立法予以认定，并将其纳入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推行以上政策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村民自治只能用于村集体的公共权力与公共事务，不能用于个人权利与身份认定；其二，农村离宗法宗族文化更近，离国家法律政策更远，农村的生活方式以父系血缘为连接纽带，以男娶女嫁为婚居方式，以男性财产继承为主轴，与国家法律精神存在对立冲突；其三，从将近百年争取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历史来看，我国妇女土地权益的推进始终在与乡村社会宗法文化进行博弈，当中国共产党面对宗法文化毫不退让，善于制定针对性的对策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时，就会遏制宗法文化并推进乡村男女权利平等的进程。基于以上观点，建议依法制定出明确、统一、可量化的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标准；在立法的基础上强化政府部门的职责；明确政府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边界与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