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宪法为基准选择好政改的切入点和路径

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宪法为基本准则,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决定了二者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的适合选择。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影响法律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这两项改革的要求体现在宪法的层面上,就是在宪法有关国家机关权力分配规定的框架内,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纵向权力配置以及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体制、机制和方式进行制度上的调整。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以来,财税制度逐步完善,但财税改革正处在深化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新世纪新阶段里,改革和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必须加快进行。     

司法体制改革应体现【三个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

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新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4”讲话的新要求，住全面推进依法治闻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应当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努力使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体现宪法原则和宪法体制，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及体现尊重司法规律和司法属性的取向。     

国家机构改革研究

国家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自１９５４年宪法确定了国家机构的基本模式后，现随社会的发展已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本文对国家机构存在的问题、改革的原则和构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财税法制建设:财税改革之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

财税是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财税堪称奠基石,而法治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良法善治。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因此,财税体制改革是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的制度创新,其成功与否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税法律制度建设是新时期财税改革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立法在先,用法制来维护财税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公平性,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效推进各项财税改革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长足进步。     

当代中国财税汲取的法治逻辑

租税国家财税汲取有限的理论基础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论”、国家理性的有限性.当前,我国已经迈入租税国家行列.为了涵养税源,国家应依法保障非公有制主体的经济自由权,破除国家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垄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依法规范和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自主权,打破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切实保障公民自雇形态的经济自由权,依法保障小微企业的融资权利.国家财税汲取应遵循法治逻辑,应当在宪法上界定“税”的概念;在宪法上规定“税”与“非税”征收的程序与实体原则;通过立法把征税权、非税征收权、举债权、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及利润上缴等全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改革的五大重点领域

左青林在2008年7月11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著文《改革锁定五大重点领域》说,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2009年经济体制改革将在财税、电力、金融、收入分配和社会体制改革五个领域进行实质性突破。     

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审判独立原则体现不同国家宪法体制与本土化的经验。1954年宪法第78条确立的审判独立原则为新中国司法体制奠定了合宪性基础,体现鲜明的中国宪法传统与特色。在司法改革成为法治“热门话题”的今天,认真回顾1954年宪法“审判独立原则”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审判独立原则的现代价值,从历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中寻求实现审判独立的内在动力。     

关于军事法院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法院的体制改革问题鲜有人问津,是军内外法学界和司法界公认的一个敏感话题.我国应该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要求,结合我国军事审判实际情况,遵循"四个原则"改革军事法院体制机制,即坚持党对军事法院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坚持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为依据;坚持与中国国情、军情相符合;坚持军事审判资源优化配置.具体改革措施有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对于军事法院在国家审判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是将军事法院从军队政治机关中剥离;三是军事法院应当选择国家司法编制序列和中央军委建制两种思路;四是积极运用立法推动和巩固军事法院体制机制改革成果;五是增强军事法院体制改革的透明度.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

正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规定于《宪法》第126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强调法院整体的独立性。但是实践中,这一原则产生异化,主要呈现为司法的地方化以及司法的行政化,这成为影响我国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两大"顽疾"。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体制改革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新一轮司法改革提供了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改革的契机。应当把握这次机遇,推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论宪制改革试验的授权主体——以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为分析样本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触及宪法上“人大+一府两院”国家机构之稳定结构,但暂时并未诉诸宪法修改,称之为“宪制改革试验”或许更为妥当.在“改革突破论”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论”的发展背景之下,此项改革试验的启动必须通过授权获得宪法正当性.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宪制改革试验,无论在宪法文本上还是近五年的政法惯例之中,皆没有规范支持.唯全国人大方可进行此类授权,但其也不得授权改革试验不可变更之宪制,不得授权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改革试验,不得进行“空白支票式的授权”.     

作为"宪政政治"的宪法和财税规则的宪法定位——以布坎南宪政经济学为分析视角

为解决政治决策机制中的阿罗悖论,布坎南提出将政治决策区分为"宪政政治"和"普通政治"两个层级,在"不确定之幕"的事实预设下,"一致同意"为宪法的正当性提供了较为完满的支持。而作为涉及公民最基本权利之一的财税规则,其基本原则应属于规则的选择,即"元规则"——此因属于宪法的调整范围;但并非所有的财税规则都是"元规则",有些只是规则之下的选择或规则之下选择具体行动的过程。     

我国宪制发展中短期态势评估

我国宪法确立了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内容包括若干基本宪法原则、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及其保护、国家权力的横向和纵向配置,以及宪法的保障实施。我国宪制发展面对的课题可概括为以下几种:使政治、法律体制改革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效保障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法治化;形成独立的有权威的司法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完全可以在今后5-10年内实现一些具体的宪制改革目标,其中包括:初步实现政党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制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由选民直选产生;修改选举法,容许人大代表选举实行竞选;实现不同职业选民的平等选举权;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消除地方因权力过度集中于执政党的领导机构而形成的党的书记破坏法制、搞个人专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设立宪法法院前的过渡措施;逐步终止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员选举和补选环节普遍违反法律原则的做法。     

宪法与经济立法

<正>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它高度重视并规定了我国的经济立法,规定了我国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而经济立法则是实施和维护宪法的重要手段,并且将进—步丰富宪法的内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三中全会的决定坚持了宪法原则,特别是坚持并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经济制度的原则。同时它又是从党的十二大决议和宪法的原则出发,使宪法的规定更加具     

关于适时修改我国现行宪法的七点建议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宪法。将"五位一体"建设的有关内容载入宪法。完善关于经济体制的规定,进一步发挥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规范与确认作用。增加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增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章,确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增加司法制度的授权性和原则性表述,为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宪法依据。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修改宪法序言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     

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界限

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为代表的国家机构改革目前正在全面推进,我国的国家机构的组织构造和权力配置也在经历深度调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就当前国家机构改革与宪法文本的关系而言,有的改革受到宪法的明确束缚,有的改革仅面临宪法概括性规定的制约,而有的改革已经明显超越了宪法上的国家权力配置架构.由此可见,宪法文本对国家机构改革呈现出不同的规范强度.目前我国各项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改革合宪性的回应策略主要表现为三种模式:遵循宪法、突破宪法触动修宪、突破宪法回避宪法评价.在以“变革”为主题的制度转型期,改革决策者应当以“形式合宪”为底线,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审慎推进制度变革.     

我国开征物业税立法模式的选择

物业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产物,意图革新我国财税体系和整合现行税种。但是,目前物业税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如相应配套制度的缺乏,税收征管水平的滞后等等。由此,综合思量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现状以及财税改革的未来预期,采取特别财产税的混合分离模式将是最优选择。     

法治财税:从理想图景到现实诉求

法治财税的核心含义是良法善治,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方面,现代财税制度需要建立在法治理论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也会有助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形式法治的层面看,法律保留、法律优位、平等原则和不溯及既往在财税领域衍生出丰富的内容,让财税立足于规则之治,以此限制权力的恣意妄为,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然而,仅有规则之治远远不够,从实质法治的层面看,财税必须追求正义,通过限制元权力、提供目的指引、保障权利底线,实现宪法对财税的最高统治.为实现法治财税的理想图景,回应当下我国的现实诉求,必须充分利用本土资源,综合发挥政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作用,释放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务实制度进步的基础设施.     

宪法性刑事诉讼原则之倡导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宪法性刑事诉讼原则.宪法性刑事诉讼原则是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母子法关系的链结点,是刑事诉讼法治秩序的需要.宪法性刑事诉讼原则的不完善影响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我国宪法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建立完善我国的宪法性刑事诉讼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党的基本路线——纪念宪法颁布五周年

我国宪法自1982年制定以来,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促进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根据宪法有关条文,作者从三方面论证了我国宪法正确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完全符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方向,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