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当为:宪法与刑事诉讼的良性互动

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对于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公共权力有约束力 ,构成刑罚权的界限 ,是刑罚权不得肆意侵犯和干涉的领域。要加大对刑罚权的宪法控制 ,使宪法规范真正作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 ,应当加强宪法规范本身的控制 ,即赋予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 ;应赋予刑事诉讼可诉性 ,对受不当干预的权利施以有效救济 ;应逐渐完善刑事程序基本权体系 ,实现刑事程序基本权利宪法化 ,透过权利的保护运作实现刑事诉讼与宪法的良性互动。     

论宪法禁止没收罪犯全部财产的正当性

为实现刑法之威慑和惩罚功能,古代国家法律将没收罪犯之全部财产作为刑罚适用。近代以来,虽然基于惩罚犯罪之必要,依照刑法规定之情形,可以适用没收罪犯财产之一部分,但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禁止适用没收罪犯之全部财产。由于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宪法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首要价值,宪法对生命、自由和财产加以严格保护,因此,宪法往往规定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将宪法的价值植入刑事法之中,如宪法规定废除或者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禁止刑讯逼供、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宪法明确禁止适用没收罪犯全部财产的刑罚,其正当性首先表现在透过宪法的禁止性规定,彰显对财产权以及财产继承权的保护;其次,表现在不以没收全部财产作为惩罚罪犯之手段,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避免适用报复性酷刑,以达到尊重个人人格的目的。     

监狱机关应否拥有侦查权之我见

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国家对各类犯罪活动的刑罚权，而未明确规定刑罚权中的侦查权、起诉权、执行权等权力具体由哪些国家机关来行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监狱机关是享有侦查权的主体。只有赋予监狱机关以侦查权，大力加强狱内侦查工作，及时把罪犯的又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之中，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改造环境，才能有效地保证监狱机关职能的实现。     

论刑罚权及其限制

<正> 刑罚权是刑法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受到刑法学家的重视。在我国刑法学界,刑罚权的研究可以说是十分薄弱的。刑罚权关系到刑法之根本,是一个需要加以论证的问题。同样,刑罚权也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是一个需要加以限制并为其进行界定的问题。本文拟就刑罚权的基本内容作一初步探讨,就正于我国刑法学界。 刑罚权是国家运用刑罚惩治犯罪的权力。因此,刑罚权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那么,刑罚权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刑罚权的起源,在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神授论与契约论之争。     

国家课税权的法律解析

国家课税意味着以国家为主体无偿地“剥夺”国民财产,为保证国家课税权和国民基本财产权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对其进行宪法控制或规范极其必要。只有获得了宪法上认可与支持的课税权才是合法的。在对国家课税权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税合法化的路径———税收立宪,强调国家课税权的权力与权利的双重性质,并探讨了对国家课税权的制约和保障。     

论罪犯权利的保护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们对权利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罪犯作为社会上的特殊群体，由于他们的权利受到国家刑罚权的制约，加之社会的偏见，他们的现实权利往往低于法律的预设。因此研究探讨罪犯权利的保护，对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的意涵—以法国宪法规定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刑法的基石原则，更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罪刑法定主义的最初法律渊源，不是出自刑法典，而是来自宪法性文件。将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提升至高级法的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这一原则保障公民基本人权、限制国家刑罚权恣意发动的基本功能。     

论宪法与刑罚的关系 以日本法为中心

所谓刑罚权,指的是将某种行为定为犯罪,并对违反者科以刑罚的权力。因此,作为限制人权的公权力,其成立的基础与适用范围,都必须从宪法角度阐明。在近代立宪主义下,如法国学者西耶斯所言,所有国家权力,均为宪法设置的权力,都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在宪法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特别是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权力,从人权的不可侵犯性与人权保障的目的来看,则是宪法所允许的例外情形。     

刑法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规定的一种刑罚消灭制度，是对犯罪人进行刑事追诉的有效期限，超过追诉时效就不能行使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实质是刑事法律对国家求刑权与行刑权的限制，其中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是时效制度的核心与关键，本文从刑罚的目的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疑问，探讨刑法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制度的具体标准与刑罚平衡问题。     

从宪法视角探讨死刑制度的存废

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不得违背该国的宪法规范，绕开宪法讨论刑罚手段的正当性会对法治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死刑制度本身并不一定涉及人的尊严，但却剥夺了犯罪人的生命。宪法中的比例原则构成对各项刑罚手段的限制，该原则在我国的宪法依据是第33 条第3 款和第51 条。虽然比例原则需要给立法者留出决策空间，但对于死刑这一项最严酷的刑罚，则应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在适用比例原则分析死刑的宪法正当性时，仅应考虑死刑的主观目的，其客观功能至多在适用狭义比例原则审查时才予以考量。死刑制度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是值得怀疑的。     

刑罚权与行刑权的运行机制探析

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以发挥刑罚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为目的，故犯罪与刑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之“体”，而刑事立法和司法则为犯罪与刑罚之“用”，是为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服务的。行刑是刑罚实现的基本实践过程，行刑权是刑罚权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是现实的刑罚权。建立专门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司法体系，是科学地行使刑罚权，充分发挥刑罚的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刑罚权及其运动机理研究

刑罚权是法权之主体创制、适用刑罚以达特定目的之权限与权能,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执刑权和去刑权五项权能.应然刑罚权具有时代特征.依刑罚权主体不同,刑罚权可被分为国家刑罚权、社会刑罚权和个人刑罚权.刑罚权的运动包括宏观运动与微观运动,刑罚权在现实运动中会出现扩张以及流变,对这种扩张与流变的控制关系到法权乃至社会的稳定.     

论构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国家司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犯罪人定罪量刑，强调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作为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的被害人，其权益往往被忽略，损失得不到实际有效的弥补，导致被害人生活贫困、精神创伤无法弥补，甚至转变为犯罪人。因此很有必要构建我国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进行更有效的保护。     

国家刑罚权与检察职能的关系

现代检察制度是随着国家将刑罚权分解并由不同国家机关承担侦查、起诉与审判职能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法治思想的产物。刑事法治的要旨在于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以保障公民个体的权利。我国法治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应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惩治犯罪)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保障人权)并举,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这不仅是刑事司法规律对检察权运行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监督"属性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本质含义和具体体现。     

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

在当代中国,制度性疏导应当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问题的基本选择。作为基本人权与宪法权利,联合行动权的存在与运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联合行动权的行使本身凸显了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促使人们关注这类问题(包括规则本身)的严重性质与解决机制;宪法秩序范围内的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以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本身具有宣泄社会不满的功能并从根基上稳固社会。刑法在由联合行动权行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面前,应当保持基本的理性与宽容,包括立法的“犯罪化”、司法的“犯罪化”与“刑罚化”。     

论美国的警察紧急权理论

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人权"入宪的理性思考

此次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将"人权"二字引入宪法,无疑,这一举措对我国人权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通过对我国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宪法中有关人权的内涵和外延还存在缺失.因此,为确保这一人权条款的实现,我国有必要从立法、制度、组织等方面进行保障.     

浅议如何开展立案监督工作

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均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一切公民、组织遵守宪法权利。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刑事诉讼法》对于人民检察院如何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确保刑事诉讼依法进行，在程序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规定。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构成了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的完整体系。     

我国宪法人权保障立法的发展与刑罚制度的进步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的宪法立法进入新阶段,保障人权的宪法立法新发展带动了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从刑罚实现过程的纵向进行考察,我国刑罚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方面都在贯彻宪法强化保障人权的要求；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二元界分的横向来看,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刑罚的许多条款均贯彻了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体现了刑罚制度的进步.未来我国刑罚制度将朝着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化、行刑社会化和程序正当化的方向继续发展.     

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

中国宪法和宪政存在着悖离 ,其原因是宪法文本的缺失。现行宪法是不解决宪法问题的宪法 ;对国家机构只授权、不限权 ;公民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现行宪法应该以公民财产权和国家财政权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