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两网警务”的实践探索与理性思考

社区"两网警务",是指与"网上居委会"并轨运行的"网上警务室"建设与应用,以及社区警务的网格化管理。社区"两网警务"建设契合了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群众工作的要求,找准了社区警务融入社区管理的切入点,既是社区警务战略的创新发展,也是社区警务地方性实践的具体成果,有力拓展了警务工作空间,促进了警民关系和谐,取得了明显成效。     

中美社区警务与社区矫正的比较研究

社区警务要求警察以"服务于民"的姿态出现,深入社区,熟悉辖区情况,依靠群众,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共同参与治安管理.社区矫正则是让罪犯有条件地与社会保持接触,接受民间帮教,促使罪犯尽早转化为社会人的一种行刑方式.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预防违法犯罪、提高社区居民安全感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执法机关也开始重视并引进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中美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模式,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深化本土警务资源内涵建设 破解“警力不足”悖论——襄阳警务改革的内在逻辑

"警力不足"的说法具有悖论属性。应对"警力不足"是各地开展警务改革探索的重要动因。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开展的警务改革,以加强基层一线尤其是社区警务工作为重点,创新移动警务平台效能、推行派出所"三队一室"模式、落实社区民警"三不一专"模式、适时深化市局警力优化配置,构建"融入社区"的社区警务以及认同意识强韧的警营文化,以期深化本土警务资源的内涵建设、内涵式发展。襄阳警务改革具有当代中国警务改革的地方样本和个案属性。     

中等城市治安防控区及社区警务建设模式

治安防控区是在社区警务建设的基础上 ,根据社会治安状况和社区内居民数量而在若干社区设置的治安防控网络及治安互动系统。治安防控区及社区警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有关部门相互协作配合 ,共同完成。中等城市构建治安防范网络 ,要逐步完善基层治安防范体系 ,在市区范围内推进治安防范控制责任区和社区警务建设 ,努力构建打、防、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新型社区警务工作的若干思考

新型社区警务是我国社会、经济、民主、法制和警务改革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当今世界警务改革的潮流和方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蕴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目前基层公安机关在警务观念、警务机制、警务资源和警务管理方面还存在着制约新型社区警务建设与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公安机关在新型社区警务建设中,要不断继承与创新,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实施全面警政管理和公安实务等方面,选择正确的发展维度和发展路径。     

论我国社区警务发展的羁绊与路径

自2006年公安部制定社区警务战略以来,我国社区警务制度不断创新、发展,已取得显著成绩。但我国社区警务仍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有名无实、理论与实践不能有效衔接、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区警务的理念与当前社会结构不相适应,警察权在社区警务中的权责不明确,警务工作方式与社区发展不能完全接轨。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社区警务发展应根据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创立切实可行的社区警务建设理念;以警察权为核心,制定"社会化"的社区警务运作制度;以社区为基础,打造协同作战的社区警务平台。     

论社区和农村警务工作对城市社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是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战略举措,是积极创建和谐平安社会环境的重要途径。公安机关要把社区和农村警务作为"三基"工程建设的重要抓手和载体,围绕党政工程、全警战略、群众路线"三大格局"抓推进,确保社区和农村警务建设扎实开展,保障和服务城市社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区警务——社区稳定的新战略

社区警务战略是新时期警务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社会改革和社区稳定的客观要求。社区警务机制的构建是维护社区稳定的重要前提 ,而社区警务职能的展开是维护社区稳定的重要保证。     

加强警民血肉联系的“公安法宝”——对马长林“361°群众工作法”的探究与思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根本宗旨。面对社会转型期警民关系紧张的复杂社会局面,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积极构建导向警务模式,制定"警务广场"战略。湖州市罗师庄警务室社区民警马长林在深入贯彻实施"警务广场"战略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361°群众工作法",较好地解决了新形势下警民关系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了"让民意领跑警务、让警务保障民生"目标的实现。马长林"361°群众工作法"的探究,对做好新时期公安群众工作、促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平安农村建设下的警务改革思考

平安农村建设体现了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反应了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平安农村首先应当是治安状况良好的农村。农村社区警务建设改善了农村治安状况,收到了良好的成效。由于我国社区警务尚处于摸索阶段,社区警务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本文将在分析农村社区警务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基础上,探索解决方案,以期为创建平安农村,推进农村警务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