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法庭"的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研究——以贵州省榕江县调研为例

"民歌法庭"是将民歌与法律相结合,采用法官和民歌调解的方法,创造性地解决矛盾纠纷,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丰富了社会矛盾的治理机制。"民歌法庭"研究以贵州省榕江县调研为例,分析"民歌法庭"的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价值,发现其治理困境,并提出建议。"民歌法庭"这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机制,推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     

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之价值

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具有的现实价值体现法律对权利主体的利益保护呈现多元化需求以及社会治理力量,法治价值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具有的自由平等价值、正义价值和经济效益价值,传统价值则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和保障社会秩序价值,得到医患双方的认可和各级政府的重视。由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设计融入和体现了调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在医疗纠纷处理实践中发挥出独特的效用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新时期探究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的价值,对于建立健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法律制度,构建体系化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     

西方分析法学的法与价值无涉观念剖析——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到分析法学的“法律”与“道德”无涉

认为法律与价值无涉是西方分析法学法律观的基本观点,而一般认为,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命题。本文剖析了这一命题,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分析法学家观点的错失。认为分析法学家根本的错误在于对法律和道德的性质、结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一个是"事实",另一个是"价值"。不懂得法律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体,包含着价值因素,甚至就是用于指示和衡量人的行为的价值标准系统。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制度化。也不懂得法律规范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规范"。因为它创制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它对人们也只能起规范作用。这意味着在法律中"事实"与"规范"之间不存在隔阂;也意味着人们在认识某一法律时,对于它"是什么"回答的同时,也对其"怎么样"作出评价。所以,"事实"与"价值"之间也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律与道德之间也是如此。它们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它们不仅同根同源,而且也都是维护所在社会正义观念所建立的秩序的相辅相成的两种社会机制,差别只在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制度层次上,道德规范处于低层次,法律规范处于高层次。正因为如此,法律规范渊源于道德,法律规范必然会接受道德观念的评价和有良恶之分。恶的法律,如果其恶性达到严重程度或严重丧失了道德性,就必然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     

论空间视角下的流域治理法律机制

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关注法律作用于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动态化过程。作为法律机制的作用对象,流域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和纽带形成的特殊空间。这一空间特质对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具有塑造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律机制的维度、边界、组织结构和具体手段等四个方面。但是,囿于传统一元空间观下对流域的"水系空间"定位,法律机制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存在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实效性问题。当前,中外流域治理的最新发展经验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流域应当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的"国土空间"。有鉴于此,流域治理法律机制亦需相应地对上述四个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流域治理的法治化。     

诉讼与ADR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比较研究

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包括诉讼与ADR机制，两种机制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各有利弊。诉讼机制的权利义务界定、法律专业性、对抗性、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ADR机制中的医学专家优势，灵活沟通机制及低成本机制有利于医疗纠纷的解决。两种机制在医患双方的和谐性、解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对医疗成本、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的影响、以及解决的效果四个方面均有不同。     

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整体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形成了一套圆融自洽、顺利运行的法律机制,其中蕴含了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宝贵经验。传统儒家法与道德相混成,一直将道德教化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而基层的自治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为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法律机制与经验,与我们今天所提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有着不谋而合之处,在我们面对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挑战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大气污染联防联治中的立法协调机制研究

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过程中,以立法的协调促进各省市治理大气污染的合作是有效治理大气污染的方式,立法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我们应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颁布与《环境保护法》修订的契机,汲取美国、日本、欧盟立法协调机制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立法的现状,构建与我国国情及法制现状相适应的立法协调机制。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国务院授权,由国务院实现立法协调机制法律关系中纵向管理关系与横向协调关系的统一,并构建救济机制。同时,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信息公开和交流制度等配套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旨在对保障立法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行有所裨益。     

医疗纠纷与相关法律适用

医疗纠纷之界定是解决当前医疗纠纷问题的前提;审视医疗纠纷的成因过失是导致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不可预见性也是影响纠纷存在的又一根源。为此,解决医疗纠纷问题不仅要注重行为的科学性,也要注重行为的合法性;既要考查行为的医学科学性,也要考察医疗行为的合法性;尽管法学要求我们必须参照法律来判定损害赔偿事件的责任归属,但我们仍需进一步理性地留意其中所包含的各异治理成本性质,彰显法律之正义与公平。     

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及价值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诉求的多样化需要多元法律规范为其行为提供保障.软法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要义高度契合,其不仅具有充分实现"三治"融合、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提供纠纷化解新途径、促使社会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功能,还以独特方式彰显了法律价值...     

论卧底侦查争议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诉讼观念的更新和诉讼模式的转变 ,卧底侦查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为大家所关注。作为一种谋略 ,“卧底”在我国刑事侦查学中历史悠久且应用广泛。然而 ,就其法律规制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争议 ,焦点集中在卧底侦查的理论基础与卧底警察“侦查行为”性质评价方面 ,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有赖于具体的立法规制     

国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转型乡村为背景

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司法策略的产生背景源自于乡村传统治理术的衰退与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为了适应社会转轨的实际需要,司法机关所采取的司法策略的目标定位是强调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兼容;选择的方法是"大调解"与"能动司法",而村民应对的策略是司法"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并举。这些司法策略整合了纠纷解决的各种智慧,包含了尽可能多的治世方略,形成了"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处理矛盾的"规制矩阵",是我国司法机关审视自身条件与能力、适应转型环境、满足政治任务的"条件反射"。它反映出当下司法是一种补充社会资源、承担公共责任、加强联动治理、确保社会稳定的"安抚型司法"。     

域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研究

如何有效化解日益增长的医疗纠纷,维系医患关系的良性运转,是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颇具特色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度重视行业性、专业性组织的作用,以完善的法律与制度保障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的顺利运行,通过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确保第三方调处效果的最终实现是上述国家的一致做法.     

公司法规则的回应力——一个政策性的边缘理解

法律现实主义者十分关注法律的回应力。按照法律回应力的分析工具,最佳的公司法模式是有很强"回应性的公司法"。全球公司法的回应力模型可以区分为私人方向的回应模型和公共方向的回应模型,中国大体居于一种中间主义的状态。公司法的回应力取决于利益主体的识别、利益机制的设计以及回应成本、回应时机的考量。按照法律分工的模式,中国公司法的回应力应更集中于公司、股东以及董事、高管的利益调整,淡化其他的回应需求;要细分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层次;在回应成本和回应时机上进行改良,强化立法性、民间性、司法性回应机制,成立公司法改革检讨委员会、承认公司内部解决纠纷的能力、成立专门的公司法审判庭或者商事法院、促使裁判文书公共化。不同的公司法回应力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系统性效应,导致不同的"习惯性沉淀"。要使沉淀的"法律资本"有用武之地,公司法必须持续保持其回应力。     

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呈现出滥用和错误通知概率高,损失风险大,实质作用可能得不到发挥等问题,源于其对电商知识产权侵权治理效果的积极追求,以及因此形成的对传统“通知—删除”思路的改动式借鉴——允许在认为侵权情况下发出通知但不提供恢复选择,结果是这一“通知—删除”规则不具备诉前禁令的条件却具有类似的效果。现有完善思路意图让这套规则更接近真正意义的诉前禁令,却因忽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而难有成效。电子商务治理应该注重发挥利用平台的管控力,基于此形成的平台自治能够通过平台的实质性介入引导纠纷解决和提高处理效率,从而控制滥用、降低风险,缓解规则存在的弊端。实现平台自治一方面需要在不违背法律价值和不降低法律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约定—同意”的方式探索自治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在规范层面赋予平台一定的自治权限,让平台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在收到反通知后确定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     

浅析成都新创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华西坝“调解天团”

近年来,医患纠纷数量多、调解难度大的问题依然显著存在。调解作为传统的医患纠纷处理方式之一,仍存在各部门缺少协同治理、调解员缺少专业医学知识等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调解医患纠纷中,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调解模式和经验,新创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组成的调解模式,弥补传统调解方式的不足,兼具公平性、专业性与及时性,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可通过建立"互联网+调解"模式,加强宣传与推广、培养专业性与复合型的调解人才来不断发展与完善。     

病历法律评估研究

由于病历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具有核心证据价值,因而在医疗纠纷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医患双方对病历的证据效力的争执也变得日益复杂。由于法律专业人士不具有医学专业知识,因而对病历的真伪及证据价值的判断显得无能为力,为了正确判断病历的证据价值,为了更好地使用病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而迫切需要启动病历法律评估。病历法律评价应当坚持全面性、整体性、规范性和不苛求的原则,由有相关专业知识和背景的专业人士依照法定程序,采用专业评估方法,对病历的完整性、规范性和客观性进行评价,并提出专业性的评估意见。     

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再造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L社区为例

社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城市单位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探索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完善城市社区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都市L社区为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其治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社区再造为路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逻辑进路、时代内涵与路径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主体复合多元""全民共建共治共享""上下有机互动""政府平台保障"的基本特征。因此,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重点,以提升公众参与意识为关键,以夯实法治保障为根本,是新时代打造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