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行政紧急权的模式之争——以美国为例

美国总统在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危机的过程中,根据与宪法、法律关系上的差异,形成了与时代相契合的四种不同的行政紧急权模式。在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的互动和论争中,我们可以管窥美国危机行政的经验和教训。     

美国国会、总统与对外政策

<正> 近几年来,美国又重新开始了一场触及美国政治制度核心问题的争论。早在1793年,杰佛逊基于政治原因,在关于英法冲突争端中对于宣布美国中立的问题上,反对乔治·华盛顿总统的做法(他希望法国能得到援助),并以新颁布的宪法为依据,坚决地投入到一场关于国会与总统在对外政策上各自权力的宪法论战之中:总统是享有象最高法院后来所说的那种"固有权力",还是仅限于执行一项由国会制定的政策后来当杰     

美国立法简介

美国是一个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三个方面各成体系,相互牵制,关系错综复杂。美国的“三权分立”是从独立开始,集中了英、法等国的经验形成的。美国政府分为三大部门——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由众、参两院组成的国会是立法部门;以最高法院为首的司法部门。美国宪法限制每一个部门的权力,防止任何一个部门获得过分的权力。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绝     

安全抑或自由:危机中的美国宪法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安全抑或自由: 危机中的美国宪法简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国家紧急权宪法条款设计之若干核心问题探讨--以德国法为经验

在国家紧急权力发动的具体情形、由谁决定紧急状态的存在以及对紧急权力的监督等关于紧急权力宪法条款设计的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三个核心问题上,德国从1919年的《威玛宪法》到1968年的《基本法》,经历了从概括条款之立法到列举条款之立法,从独任制之立法到合议制之立法,从监督能力欠缺之立法到监督能力维持之立法的转变。我国宪法修正案中的紧急权力条款则存在要件规范和监督规范之缺损和主体规范之空泛等缺陷。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从要件规范、主体规范和保障规范等方面完善我国紧急权力宪法条款之设计。     

On th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cerning the Presidential Legislative Authority

在美国缔结国际条约和国际协议的权力主要归属于国会.总统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享有部分缔约权,这部分权力属于行政权中的“内含缔约权”( inherent authority).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美国国会开始将缔结部分经济与贸易协议的权力让渡给总统,这部分权力属于“授权缔约权”( delegatedauthority).授权缔约权的范围有多大?总统是如何获得这些权力的?通过授权缔约权缔结的国际协议具有直接适用效力还是间接适用效力?美国宪法对此没有规定.要厘清这些关系,除了仔细研读宪法相关规定之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立法实践以及总统缔约权的变迁历史.     

论作为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监察权

在制宪过程中主权权力被转化为宪法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宪法权力具有最高性，其行使主体是宪法上的国家机关。传统上宪法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类型，以实现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腐败现象日益频发，创制一种旨在反腐的新型宪法权力乃时势所趋。我国2018年修宪创设监察权，就是因应加强反腐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廉政型宪法权力，监察权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是监察与被监察的关系。实践中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权因而具有党政一体性，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乃是它的基本使命。监察权的此等特性，意味着它超越了传统的宪法权力理论框架，标志着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诞生。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主体失范及模式转换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集中行政处罚全部相关权力的模式容易造成集中处罚主体的失范,其解决之道在于转换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模式———以“行政分权”及“行政处罚司法化”为目标,向政府法制部门集中行政处罚决定权。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以司法审查强度为中心

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构造,行政诉讼除了具有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外,还不得不重视权力分立的价值,即在行政诉讼注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审查的同时,也要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侵入,从而妨碍行政权的独立行使,这就是司法审查强度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重视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进行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     

欧亚经济联盟运行机制及其法治化路径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近年来一个新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欧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以《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为法律基础,并形成了以决策机制、关税同盟、争议和纠纷解决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联盟运行机制。在具体运行中,由于大国政治、经济因素,决策机制出现了俄罗斯主导倾向,关税同盟存在着统一关税执行难、关税分配不平衡的困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司法主权冲突问题。发展欧亚经济联盟需要将其运行机制朝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包括夯实联盟运行的法治化基础、强化主权平等下的决策机制、利益合理分享的关税同盟,以及联盟与成员国司法权平衡。欧亚经济联盟对中国"一带一路"具有极大影响,在法律框架下将两大项目对接是共同发展的最优选择,也是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共赢的法治途径。     

试论经济法责任之独立

为了弥补传统部门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无力,作为经济法逻辑内容的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并没有达成共识,但历史的选择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证成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现行经济法规范中散落有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行政法、刑法等法律责任的责任形式,对认识经济法责任的独立造成了纷扰。对经济法责任进行狭义界定,限定确立原则,同时严格的限制经济法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无疑是解决目前经济法责任天马行空而又根基不牢问题,确立其独立性的尝试性路径。     

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

对行政规范进行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排除了对行政规范的审查,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亦与依法行政的宗旨相悖。故此,应将行政规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并从司法审查的方式上进行完善,以期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     

Executive Branch Socialization and Deference on the U.S. Supreme Court

Are Supreme Court justices with prior experience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more likely to defer to the president in separation of powers cases? Whi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such background may signal judicial policy preferences but does not shape them, I argue here that institutional socialization may indeed increase future judicial deference to the president. Using an original data set of executive power cases decided between 1942 and 2007, I model justice‐vote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I uncover three noteworthy findings: (1) a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prior executive branch experi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executive branch, (2) the degree of this support intensifies as executive branch tenure increases, a finding congruent with a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 and (3) contrary to received wisdom, executive powers cases possess a clear ideological dimension, in line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attitudinal model.     

论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兼评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联合国经济制裁是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战后安理会实施的经济制裁一方面给受制裁国发出了要求或强迫其遵守国际法的警告,而另一方面,在实施制裁过程中给受制裁国带来人道主义灾难,妨碍而不是促进人权,从而削弱了经济制裁的效力.因此,联合国在经济制裁中也应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政强制救济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学理概念行政强制与法律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不配套。从定义要求、语词构造以及法理分析,行政强制权属于行政权范畴,行政强制则包括行政执行强制和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执行不同的是,行政强制属于行政模式,而非司法主导的混合模式。在宪法上界定行政与司法的分野,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域外经验对行政强制进行统一立法是行政强制救济的前提与基础。在合作行政时代,行政强制法制化的事前和事中救济过程比事后救济更为重要。     

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任何法部门都要有理论基础。经济法理论基础应当以讲求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部门法理论基础为立论之本,并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出来。以往学界关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还没能够符合这些条件,故诸说成立的根据不充分;而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等理论基础对于从经济法价值层面推衍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及覆盖的法内容,又无力支撑。于是,寻找经济法自身的根本理论支撑就十分关键了。笔者研究发现,经济法为了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取向,必须不断解决个体性经营无序带来的"整体"损害问题,于是,经济法配置的整体性经济权应当是限定个体性经营权的职权。笔者将这一理论称为"限权论"并定位为经济法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也是在与民商法的"保权论"、行政法的"控权论"、社会法的"扶权论"等理论基础的界分和协调中形成的。     

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法治化路径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既缺乏民主性,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必须加以改革。各国可以考虑制定《国际经济合作宪章》,确立平等及相互尊重、实现共同利益和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的法律原则;扩大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在G20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建立一整套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