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各项措施的推进,中国与东盟的投资合作有了迅猛发展,然而,投资合作的发展速度与投资冲突的产生成正比。当前中国与东盟签订的一系列协定虽为双方投资争端的解决指明了方向,但这些解决投资争端的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着制定脱离于实践、适用范围受限等不足,其已不足以充分解决新增投资领域的诸多争端。对此,应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自身的特征,结合投资争端的特殊性,从适用主体、适用范围、解决程序等方面对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规则进行优化,以期适应自贸区的长足发展。     

自贸区建设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

与自贸区建设相关的纠纷解决机制,既涉及中国与WTO成员国、东盟国家及其他国家地区间的贸易争端,也包括中国设立的自贸区内的各类纠纷的处理.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是自贸区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在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创新的重点和方向.中国——东盟《争端解决协议》及上海自贸区的经验都显示出这种努力,国际贸易争端处理机制的改革中也正在出现调解发展的新契机和大趋势.     

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贸争端的解决之道——中国与东盟经贸争端的解决机制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是落实《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组成内容,对于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贸易合作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该协议创设了富有自己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比较而言该协议更能满足本区的需要在公平、合理的环境中和平、迅速、有效的解决贸易争端;其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和保障,为解决经贸纠纷、维护成员正当权益提供了有效途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浅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是中国-东盟各国经济的合作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包括成员国政府之间、成员国政府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还应当包括成员国私人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建立统一的司法协助体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浅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是中国-东盟各国经济的合作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包括成员国政府之间、成员国政府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还应当包括成员国私人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建立统一的司法协助体系。     

上海自贸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在外商投资领域正在着手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大战略决策,也不可避免会催生自贸区“专属投资争端”的产生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需求。针对外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争端,在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同时,还应考虑涉自贸区商事争端诉讼解决的“集中管辖”与法律适用上的大胆突破;在鼓励投资者通过商事仲裁解决争议的同时,应尝试突破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允许当事人授权下的友好仲裁;针对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之间发生的“涉自贸区投资争端”,不宜将其提交ICSID等国际仲裁机构解决,而应通过构建适合自贸区特色的临时仲裁机制,并将用尽我国行政与司法救济作为提交仲裁的前提。     

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各项经济协议顺利履行的重要保障。通过比较分析,该机制在管辖制度、磋商程序、救济措施、争端解决机构及预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缺漏,应当借鉴WTO/DSU、NAFTA、ASEAN及亚太地区新兴双边FTA的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随着CAFTA进程的深入和各成员对采纳法律方法解决争端的共识的不断增加,CAFTA可以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司法化或准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仲裁机制研究

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在2005年生效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基础上,<投资协议>第13条和第14条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独具特色的仲裁制度.从提请仲裁的主体、仲裁的适用范围、程序等方面会面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仲裁机制,在对该仲裁机制现有缺陷的基础上提出改进的建议.     

CAFTA争端解决机制评析

该文主要以CAFTA争端解决协议为基础,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从《争端解决协议》的性质、适用范围(管辖权)、适用主体、具体程序、仲裁庭的组成和职能,以及仲裁机构,仲裁的公正性和仲裁裁决的执行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寻找一种高效、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完善和发展我们目前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     

区域贸易安排下争端解决机制探究

本文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三大典型区域贸易安排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着手,分析区域贸易安排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以及区域贸易安排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规则的新发展——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法律问题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追其成员方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带来许多福利，同时也使得国际争端增多。国际争端的恰当解决，很大程度依赖于争端解决的方式。法律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因其有效且可以预期而逐渐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方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顺其潮流，制定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协定》。本文从分析当今解决争端趋势入手，阐述了该协议的解决争端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等方面的规定，在此基础上评价分析了这套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利与弊，得出该机制对CAFTA具有一定保障作用的结论。     

简述C-ASEAN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是贸易区全面经济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为了C-ASEAN的经济繁荣、法律运行稳定,采用什么方式解决经济争议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1月1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生效,C-ASEAN争端解决机制已初步建立。本文以《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基础,阐述C-ASEAN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程序。     

CAFTA争端解决机制评析

该文主要以CAFTA争端解决协议为基础，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比较研究，从《争端解决协议》的性质、适用范围（管辖权）、适用主体、具体程序、仲裁庭的组成和职能，以及仲裁机构，仲裁的公正性和仲裁裁决的执行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寻找一种高效、公正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完善和发展我们目前的中国一东盟争端解决机制。     

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完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始建于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按照规划将于2010年建成,它是一个包括11个成员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本文考察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其他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模式,并对其利弊得失作了恰如其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2005年生效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基础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优点和存在的缺陷,探究了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提炼出可供借鉴的合理成分和可取之处,在总结归纳的同时,提出了完善和改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建议和设想。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特色——以与GATT的对比为核心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向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安全及可预见性的核心制度,是成员方解决政府间贸易争端的强制性及排他性的合法渠道,是一种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本文试从GATT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入手,并从争端解决方式,处理步骤,约束力方面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四方面对GATT和WTO下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国情,对中国适用争端解决机制时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10周年回眸展望

核心提示 2002年中国和东盟10国共同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在内的基本架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纲领性文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如期建成,是按框架协议的要求进行的.     

对中国-东盟民商事司法协助的若干思考

2010年被宣布正式建成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大大促进和便利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人员往来。与这种现象相伴而生的，便是跨境民商事法律纠纷的激增。虽然中国与东盟为自贸区专门缔结了2002年《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2004年《中国一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定》，此外，中国与除文莱之外的其他东盟9国之间还存在现行有效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是，考察这些国际协定可见，除了范围非常有限的跨境大型商事纠纷的当事人有权根据此类协定直接提起国际公法层面的国际投资仲裁外，绝大多数跨境民商事法律纠纷都无法根据此类协定获得国际法上的出诉权。他们若要寻求法律救济，除了走涉外民事诉讼或者涉外国际仲裁途径外，别无选择。     

东盟知识产权保护法制一体化之思考

随着中国企业进军东盟市场步伐加快,知识产权很可能成为将来的一大挑战.根据目前东盟各国知识产权法制一体化的趋势,如果中国企业和政府准备不足,很有可能面对短期内知识产权纠纷激增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至少要做努力融入东盟知识产权体系、构建预警维权机制、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准备.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法律协调机制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国与东盟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影响双方交流与合作的知识产权纠纷和冲突也日益增多,在当今世界知识产权法律趋同化的潮流下,中国与东盟知识产权协调机制的建立选择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路径;在实践中遵循从国家间到区域间双边协议,再到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具体变迁路径。当前我们应从双边知识产权协调机构的建立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等方面的创新来强化这一正确的路径依赖。     

中国参与建立的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RTA争端解决机制是RTA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等实例出发考察了RTA争端解决机制对RTA运行的影响,并对CEPA以及我国对外签署的两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和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智FTA)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了分析。RTA争端解决机制是保障RTA正常运行的核心,作为一种新型的RTA,CEPA应当构建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CAFTA以及中智FTA的争端机制基本上顺应了世界RTA发展潮流,但也应当在实施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