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示意思自治”解析

"默示意思自治"是由法官来推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意图选法但未明确地选择准据法的意图,如果不给予法官必要的参考因素或者加以限制就会无法得知推出的意思到底是法官真意还是当事人真意;这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就会遭到破坏和扭曲。实践中没有很好地对法官作一个限定,应从列举法官在推定"默示意思自治"时的考虑因素,如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双方当事人的国籍、合同中仲裁条款或管辖条款、合同使用的格式条款等入手,在综合考查这些多种因素后,为当事人完善其意思自治。     

合同的默示条款

一、合同默示条款的含义 在一项合同中,不一定所有的条款都必须明示。有些情况下,如果合同明示条款已经概括了部分实质性条款．而某些条款又确实属于不言自明时,也可以不对其作明示规定。如订约时,大家普遍遵守的商业习惯或惯例、不管当事人是否知晓的相关的强制性的法律规定、特定的行业规则等。从法律性质上看,默示条款相当于合同明示条款,对合同默示条款的违反,亦是违约,当事人可据默示条款主张法律救济权。 二、合同默示条款的内容 合同默示条款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１、依合同目的成立的默示条款。该条款是实现当事人订约目的…     

涉外经济合同法适用问题

签订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涉外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属于不同的国家,作为当事人的各方都特别关心适用法律问题,这是因为出现争议时,以哪个国家法律为依据,都将直接关系到合同当事人与有关国的权益。笔者仅就涉及经济合同法第五、六条有关适用法律问题作粗浅理解。 (l)“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这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当事人经过自由协商,可以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以国内法、外国法以及国际公约、国际惯例来作为准据法。这种选择又有两种形式:“明示”,即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出合同所应适用的法津,或者发生争议后,当事人一致用书面或口头同意合同适用的法律;“默示”,当事人对于合同适用的法律,没有明确的表示,一旦发生争议,法院往往根据某种迹象推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但这种推定,往往不代表当事人的真正意图。所以,默示也为有些国家所否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对明示是肯定的,而对于默示则未明确加以肯定或否定。我认为,默示选择,应予排除。     

美国判例法下管辖权条款的形式有效性

管辖权条款有效性规则是指该条款作为合同规则，是否符合合同法律规则的要求，一般可以将其分为形式有效性规则和实体有效性规则。其中，管辖权条款首先要符合形式有效性的要求，这是认定该条款效力的第一步。管辖权条款的形式有效性是证明当事人订立管辖权条款真实意图的外在证据，其条件通常包括必备要件，表现形式、表现内容以及管辖权条款在证明文件中所处的位置等。形式有效性是探求当事人真实意图的必备条件。各国法律对形式有效性的要求并不一致。本文将探讨美国法院在判例法体系下对管辖权条款形式有效性的把握。     

法院地国家国内法中的冲突规则与国际条约的关系

法院地国家国内法中的冲突规则和已对该国生效的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则同属该国国际私法的渊源。多数国家的国际私法制定法均有优先适用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则的规定,但其国际私法分则对国际条约中的冲突规则的处理方式则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在裁判涉外民事案件的实践中,实体法解决办法有别于冲突法解决办法,仅在案件不符合国际统一实体私法条约的适用条件的情形下,才能依法院地国家国内法的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涉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已对法院地国家和其他缔约国生效的国际条约并不等于选择了合同准据法。而如果涉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了尚未对法院地国家生效、但已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其他国家生效的国际条约,则只能视为对无法律约束力的“非国家规则” 的选择。由于“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法”,涉外民事案件的程序事项既不适用冲突规则,也不适用实体私法规则。法院地国家国内法的冲突规则不会同国际条约中的国际民事程序法规则发生抵触。     

涉外合同意思自治规则的解释与完善——以罗马条例Ⅰ为参照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只对涉外合同的意思自治作了原则性规定。2007年合同冲突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则有待修正、补充和完善。2012年年底的司法解释对意思自治规则尽管作了部分补充,但仍有待完善和补充。对比分析现有司法解释和罗马条例Ⅰ,是对我国意思自治规则进行合理解释与补充完善的恰当起点。我国不应承认默示法律选择,不应不加限定地允许当事人进行部分选择。在允许当事人变更选择时,应设置变更选择的限制条件,而且变更选择的时间应恢复到一审开庭之前。当事人可以选择与合同没有实际联系的法律。我国已借鉴罗马条例Ⅰ处理非国家法或现代商人法的问题,未来司法实务就应贯彻"纳入说"。     

默示条款论

默示条款虽为英美法系所创,但其实质为合同漏洞补充方法和合同解释的有效路径,并且其在减少纠纷、保护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稳定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20世纪后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默示条款在具体的合同中并非凭空产生的,其有自己的列入根据：法律、惯例、合同目的或性质、法院判决、政策。在效力方面,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一般来说,默示条款没有高于明示条款的效力,但一些法定默示条款除外。     

当事人未作选择时PICC在仲裁中的适用

本文以实证分析的方法，根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公布的案例，分析了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在不同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的四种适用情况，即作为合适的法律原则或贸易惯例适用，作为国际统一法律文件的解释和补充方式适用，作为现代商人法适用，以及作为合同部分无法律选择条款时适用。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了在此种情况中，在合同领域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违背，还是对当事人默示意思表示的承认，分析了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理论及实践基础。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与传统的冲突法解决方法相比，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更为简便，对我国合同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也不无裨益。     

合同法上的默示条款制度研究

在英关法系国家，默示条款制度是填补合同漏洞的相应制度。根据添加默示条款的依据可以将其分为三类：事实上的默示条款、法律上的默示条款、习惯上的默示条款。其中，法律上的默示条款又可以分为判例法上的默示条款与成文法上的默示条款。通过考察事实上的默示条款、法律上的默示条款以及习惯上的默示条款，可以看出，主导着法院添加默示条款的实质性思维方式是法律经济学的。沿着法律经济学的进路，传统的规范性默示条款理论不仅被简化了，而且人们的思考也被节省了。从实证的角度考察，无可否认我国合同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默示条款制度，但是欠缺体系化的研究与整饰。     

意思自治在我国动产物权的适用空间

物权争议可以分为双方物权争议和三方物权争议。双方物权争议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而三方物权争议一般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但在例外情形可以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物权和债权紧密相关联，当事人在动产物权选择的法律与在合同中选择的法律会发生不一致甚至冲突的情况，发生冲突时，法官应主动查清当事人选法的合意，而不可径行认定动产物权的法律选择无效。     

提单首要条款性质的研究

提单首要条款是规定有关承运人权利、义务、责任和免责适用某一国际公约的条款 ,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法律选择上的体现。首要条款和提单法律适用条款都是当事人就提单运输适用法律所作的选择 ,前者是对国际公约的选择 ,后者是对某国法的选择。无论法院地国是否为缔约国对首要条款的效力都应尊重和承认     

国际商事合同中法律规避与意思自治的制约与权衡

在国际商事合同的准据法的确定问题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各国及国际公约公认的首要原则.但在理论上及有些国家的立法中,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还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其中包括要求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合同有实际联系.当事人通过改变或创设连结点的方式以使其合同表面符合有"实际联系"的要求,被认为构成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对此问题的澄清有利于正确认识国际私法各种制度存在的价值.通过分析得出,意思自治原则承认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就等于接受了当事人有权规避某一国法律的事实.当事人规避"实际联系"并未侵害法律所保护的正当利益.国际私法不能用"实际联系"来限制当事人选择合同准据法的自由.     

Commercial Choice of Law in Context: Looking Beyond Rome

English courts are frequently criticised for their flexible approach to the finding of implied choice and the use of the escape clau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ome I Regulation/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ch criticism is misplaced.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ose choice of law decisions are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ir procedural context and respond to the need to balance the multiple policy issues generated by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particular, English decisions need to be assessed in light of three distinct factors: the standard of proof required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cedure in England, the national policy to promote England as a center for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incentives to export English law in certain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use of implied choice and the escape clause to achieve these ends constitutes a legitimate practice that does not frustrate the aims of the EU choice of law regime.     

从法律适用条款看冲突法对国际格式合同的规制

国际格式合同分为国际示范合同和国际附和合同。随着各国对外民商事交往的发展 ,国际格式合同使用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 ,更是为国际格式合同的使用搭建了广阔平台。分析国际格式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款 ,旨在冲突法方面规制格式合同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条约冲突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条约冲突一方面表明了当代国际法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条约冲突及其解决对国际法治建设有着积极意义。条约冲突的产生与国际法不成体系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在各种类型的冲突中,有的可以采用诸如特别法优先原则来处理,有的可以通过条约解释规则加以消弭,有的则可以设置明确的冲突条款来避免。国际法的不成体系,使得解决条约冲突的方法也可能是不成体系的。综合运用各种冲突解决方法,是国际法对解决条约冲突的必然要求。     

合同错误的比较法研究

错误是影响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核心要素,也是判定合同效力的重要条件。各国民法对合同错误概念的不同界定和处置规则,导致合同效力的确认和处理结果迥异。尽管存在错误的合同理应得到法律的适当救济,然而救济的后果并非取消所有因错误而签订的合同之效力。作为一项原则,单方错误的合同、表示方有过错的合同和一方自愿承担风险的合同,其效力均不应被否定,但这一原则的适用又受制于适当的条件。对于合同错误的处理规则,各国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并不完全一致。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WITH FOREIGN ELEMENTS IN CHINA: SHANDONG JUFENG V. SOUTH KOREA MGAME

Unlike statutory and discretionary jurisdiction, jurisdiction by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concluded in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parties. As a special contract, th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is so independent that its validity is governed by the law chosen by the parties or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chosen court is situated in case that the choice of law is invalid. Amendments to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PL”)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should not only include the jurisdiction by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with foreign-related elements, but also stipulate it in a more standardized way, rather than simply refer to provision of jurisdiction by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in domestic ca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PL should make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 more clear, and provide choice of law clause and its confirmative elements when deciding its effectiveness.     

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适用的强制性

条约的适用是国际法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国内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必须面对的实践问题。1929年《华沙公约》建立了强制性适用原则,只要是公约定义的国际运输,必须适用公约。这一原则被其后包括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内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予以继承和保留,成为国际航空私法条约的鲜明特色。以《华沙公约》为代表的国际航空私法条约,其适用并未完全遵循国际法传统的条约适用理论,当事人国籍国是否批准条约并不是适用的前提条件,而是取决于航空运输合同所确定的始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所在的国家是不是公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国际航空私法条约自身不同于其他国际法条约的适用理论和规则体系。"地点标准"是《华沙公约》适用的核心标准,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条约适用的一般理论,是对条约适用一般理论的发展,是条约适用上的重要创新。司法实践中,应抛弃固有思维,从条约文本规定出发,才可避免法律适用上的错误。     

论国际法与宪法的效力关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视角

在有关国际法与宪法的效力关系的国内法制度中,有规定宪法的效力优于国际法的,也有规定国际法的效力优于宪法的.根据有关国际法与宪法效力关系的国际法,国际法的效力优于各国宪法,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依据宪法或法律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措施、不得以宪法及其他国内法为理由不履行国际义务,但各国可以利用条约保留机制处理国际条约与宪法或法律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削定或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产生国际责任.关于违背国际法的宪法或法律规定在其本国国内的效力,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违背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或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缔约国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得克减保障义务的强制性条款的宪法或法律规定,应当是自始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