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与犯罪预防

"严打"是党中央在我国现阶段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刑事政策,必须对其进行准确定位."严打"与犯罪预防的关系一方面,"严打"是有效遏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但要克服重刑主义和刑罚万能论倾向,需有节制;另一方面,犯罪预防的根本出路在于综合治理,不在于"严打","严打"仅是综合治理的手段之一.     

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在"严打"过程中,如何在现有的立法范围内正确处理死刑适用的问题,必须处理好"严打"所要求的"从重从快"的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合理控制死刑的适用.因为犯罪原因的产生是多方面,社会自身因素有着一定的责任.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其他刑事政策是我们合理控制死刑的依据.     

论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从严打击、从严惩处毒品犯罪,是中国禁毒刑事立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当前禁毒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但现行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严打"政策的局限性、运输毒品罪量刑失衡、新型毒品的定性定量标准立法滞后、吸毒行为的刑事政策定位不清等问题。为有效惩罚、预防和控制毒品犯罪,应当转变观念,真正回归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刑罚结构,形成合理的毒品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基础;以刑事一体化思想为指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严打"与严格公安刑事执法的思辨

"严打"整治斗争是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在贯彻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严打"关系到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严格刑事执法是"严打"的必然要求,是"严打"整治斗争的核心和保证.公安机关严格刑事执法必须正确理解"两个基本"原则,既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又要体现刑法及时性原则,快速破案、快速侦查终结.既要做到立实案,实立案,把好立案第一关,还要规范公安刑事执法行为,强化法定程序.     

"严打"斗争的比较研究及有关问题的思考

"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自80年代以来就对社会治安工作和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回顾不同时期严打背景,比较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对象、严打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对严打作用、严打与预防和严打的经济效益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严打”政策的反思与重建

"严打"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严打"包含有国家优位理念、法的工具性价值观念和犯罪可消灭论等价值理念.在不健康的法制环境中"严打"政策执行缺乏科学的规范依据,而法律素养的欠缺又使执法者难以准确把握"严打"政策所蕴含的公正价值.必须把握"严打"政策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必须坚持的理念精神,"严打"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必须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严打"政策要取得成效必须有必要的配套资源和有效组织、监控做保障.     

对“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

我国刑事政策一向趋严,特别喜欢运用严打,但事实证明,严打只能解决短时期的问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目前,在和谐社会理念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逐渐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那么,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罚哲学基础是什么以及二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严打是犯罪对策贫弱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宽严相济——对片面强调严打的纠正但如果仅仅将严打作为一项应急性刑事政策,有可能刑事犯罪率反复上升的风险,因而,严打刑事政策也应是一项应长期坚持的刑事政策,严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应急性刑事政策向长期性刑事政策的转变。     

宽严相济政策在公诉环节的适用

宽严相济政策的提出现阶段,我国的刑事政策最重要的职能还是控制犯罪,通过控制犯罪达到保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的基本目的,而控制犯罪最直接的手段是打击犯罪。以严打政策为中心内容的犯罪控制方式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使大量刑事案件得以迅速审结,符合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但司法实践证明,严打只具有短期内抑制犯罪的效应。这种效     

刑事政策的概念分析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刑事政策的主体应是国家和社会 (团体 ) ;刑事政策的对象包括犯罪和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 ,统称为犯罪现象 ;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打击和预防犯罪 ,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刑事政策的手段是刑罚和其他非刑罚的方法。     

现代刑事政策的内涵、基本因素和特征——一个基于场域范式的界分和考察

场域范式下的刑事政策是国家组织的犯罪反应中建构,以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为内容,以刑事权力竞争和争夺为灵魂的客观关系网络和空间。其基本因素包括:掌握刑事权力的行动者或机构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发生的支配型关系;由事实和法律层面对立形成的对立型关系;由司法机关内部之间、司法机关和社会力量之间为抗制犯罪被害人保护开展的协作型关系。基于场域范式要求,刑事政策应坚持广义立场性,突破刑罚制度及其抗制犯罪效果的狭隘范畴;正视刑事权力自上而下象征性运行抽象化真实利益和自下而上象征性运行影响定罪量刑的不足之处;理性认识刑事政策场域有限自主性,重视权力、社会舆论等其余场域对刑事政策的客观影响。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考察＂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告诉我们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唯一的、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答案。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亚文化视野下高校文化时尚的同构与传承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讨高校文化时尚的内涵,着力挖掘高校文化时尚的青年亚文化特征,正确引导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的同构与传承,趋利避害地发挥高校时尚文化的育人功能,对于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个性和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波浪式"前进到"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波浪式”前进。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江泽民牢牢把握时代特征,提出“跨越式”发展。“波浪式”前进与“跨越式”发展之间具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