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建构与民法现代化

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不因我国民法源于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现代民法而丧失其必要性。民法现代化需要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基础,但民法现代化与市民社会的培育并非同一概念。自由和文化本位的渐进理性主义并不适合我国的民法现代化,现代法治政府建构的民法现代化模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民法现代化理应符合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全部要件,惟其如此才能彰显民法的现代性。     

百年中国法治探寻的类型学思考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性法治的探寻之路,从法治类型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法治实际上是一种西化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法治类型。由于近代中国遭受了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法治类型被破坏而被迫走向了现代性法治之路。百年中国法治探寻之路就是现代性法治的追寻过程,由于它所具有的文本化特质必然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发生一定的紧张关系。中国法治到底属于怎样的类型,不能从理论上完全解释清楚,只有实践才可能真正造就属于中国自己的法治类型。     

法的现代性：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在当代中国，法的现代性理论虽然已成为一个引入注目的学术板块，但是，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再审视。一方面，从现代性本身来看，它其实是一个虚构、虚拟的概念，而且已经异化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图腾。另一方面，从现代性与中国法律、中国法治的关系来看，在历史上，法律移植虽然持续不断，但百年中国的法律移植与现代性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虽然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的法学理论，但它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塑造能力相当微弱，真实生活中的法律与法治只能按照实践本身的逻辑来演进，现代性不足以牵引中国法治实践的方向。这两个方面表明，虽然现代性这个词的价值与意义不容全部抹杀，法的现代性理论依然只是一个虚构的理论神话。     

中西民法精神比较论纲——兼论民法史学方法论构建

采用历史解释学方法,致力于从六大关系比较中探讨中西民法精神之显性差异,认为在中国民法现代化转型期间固应吸纳西方先进民法理念与制度构架,但更应关注本土民法文化资源.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要动因

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结合本土的法治资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人民民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目标,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基础,三者同时也是中国法治道路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当代民法文化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内涵及法治价值目标影响着民法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构当代民法文化具有必然性但也存在现实障碍。要建构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法文化必须采取两项对策: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倡导自由主义精神,建立并完善市民社会;以民法文化的基本理念净化传统文化与道德,建构一种融传统文化与道德和民法文化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民法文化。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具有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彰显现代司法价值和公信,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在当下中国,诉讼社会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司法公信力缺失等现代性问题。随着中国司法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必将在司法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得到消解。     

关于"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探讨

法的现代性特别是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是整个"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必须进行语义和语境分析的哲理性思考和历史性考察;解决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包括"法的现代性"问题,有中国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境遇,因而形成了我们面临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即"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和必然要面对的"双重巨大压力";面临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特殊难度,又决定了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主体性智慧和妥当的实践性对策.     

“亲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浅论民法的作用

在中国法治法治过程之中,民法与人类社会关系这一问题一直对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法律是民法,其中民法的主旨和特点所体现的价值与人类社会的所表现的特点有某些相同。现今,人口剧增,经济快速的发展,各方面的竞争日趋强烈。人们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同时,更需要法律的协助规范,使得人们的各方面的素质有所提高,进而共同发展进步。     

论中国法的现代性十大困境

我国法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问题一是对何为现代性本身的研究不足,二是对当下法律的现代性问题研究不够。由于我国法律现代性问题面临时空上的双重否定在时间上对历史传统的否定,在空间上对本土法律的否定,这造成了中国法律现代性的实现面临十大困境老师打学生的尴尬、普适性原则与地方性知识何去何从、国家主权与法律全球化的消长、平等与身份的对峙、社会至上与保障权利的对抗、单位金字塔与公共交往理性的不谐、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抗衡、法律工具性主张和规范性需求的紧张、刀把子定位和司法独立难协、法律统一与地方利益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的每一进步都是以社会主义观念的创新为先导的,而实现法律现代性的主要障碍恰恰是“目的论社会主义”观念。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十大困境,必须实现从“目的论社会主义”到“手段论社会主义”的观念创新。     

浅谈全球化场域下的公民社会

全球化与现代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两个大趋势,一是世界范围内的普世价值的广泛传播,二是地域化、民族性的彰显;普适性的公民提出的是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应当如何构建符合全球背景的法治价值,地域性的公民观关怀中国本土。在转型期的中国,冲突如何协调,法治之路如何选择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力求在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法治秩序的构建提供思路。     

民法本位的私主体权利本位问题浅论

民法本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积极研究的内容,这关系着国家执法的合理性。民法本位以民法的立法基点和法律性质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将民事法律规范的作用与职能积极展现出来。全面确立并认识民法的私主体权利本位,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对民法本位深入了解,本文对民法本位的私主体权利本位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普法、法盲与法治

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中国已经从“变法型”法治阶段进入“普法型”法治阶段 ,中国法治的基本问题已经从“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问题变为“送法下乡”的问题 ,普法及法治不是民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 ,它必须走群众路线 ,必须尊重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能动作用。为此 ,必须反对脱离中国国情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精英主义 ,同时需要一种全新的法理学。     

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理学的"理想图景"

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概括为“现代化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现代化范式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是中国现代化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30年法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矛盾、研究法律与尊重法律的矛盾。进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实现从过去简单地将西方作为中国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榜样、楷模或标准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向关注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的转变,确立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国意识。     

论中国民法的法典化

近代大陆民法法典化运动,反映了近代社会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法制统一的政治需要以及法律科学化追求,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需求所导致的民法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司法解释或判例规则所具有的实体法功能,却形成了反法典化的思潮。但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的差异,归根结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本质层面的问题。中国民法必须法典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实现民法规则的体系性、科学性和逻辑性,而在于对民众心理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及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和法治进程的巨大推动。     

论法的安定性与民法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部门法中的体现

民法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对法治有其独特的表达.民法法治即表达了在民法领域实行与实现法治的理想状况.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法部门自然属于“全面”中的一份子.本文的研究即在于从民法这一部门法的视野去观察法治,特别是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观察.民法法治有其不同于一般法治的特点,在立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的养成和法律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针对这些特殊性,民法理论与实务可以为法治建设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法治事业也是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事业.因此,开展法治建设的部门法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现代性重建进程中的法治变革趋向

随着现代性的时代发展,现代性反思和重建已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正是在这一境遇下,现代法治也开始发生了重要变革,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规则秩序、互动平衡的功能取向、反思回应的程序主义诉求等发展走向。因此,我们应立足于现代性反思和重建的时代关怀,积极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关系论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理论根据大致有四种 :西学中源论、民族性的延续论、心物论和本土资源论。这四种学说不仅本身存在诸多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首先必须跳出文化争论的误区 ,并以制度架构为突破口。     

论中国法治建设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法治及其社会资源——兼评苏力“本土资源”说

鉴于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重新检视苏力的“本土资源”说。中国法治建设之所以不很成功,以及现代法律制度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本土资源”被重视不够,而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中国社会目前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