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下的司法令状原则

司法令状是司法审查原则的重要形式,与两大法系国家的司法令状制度相比,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机制和审查标准独具特色,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强制侦查司法审查的相关判例本身已经预示着欧洲主要国家令状制度的发展方向。此外,其司法审查标准对其它国家的司法令状制度的变革和令状程序的运行实践均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对侦查行为由法院统一进行司法审查 ,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之所以未能建立这种司法审查制度 ,主要原因在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影响以及法院的地位缺乏权威等。出于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的原则、加强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刑事法治接轨的需要 ,我国也应当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具体内容包括如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规定侦查行为的可诉性等     

强制性侦查与令状主义

令状主义产生于英国普通法,旨在通过令状的方式实施法律上的强制处分,并对个人权利给予适当的救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救济原则。目前许多国家对强制性侦查采取令状主义原则。广义上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强制性侦查过程中,获得许可,可以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进行,并不限定颁发许可令状的机关一定是排除侦查机关本身的其他机关。狭义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一定范围内的犯罪时,原则上可以根据法官签发的令状进行监听。我国没有实行狭义的令状主义。令状主义是追求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结合的中和产物,在诉讼的过程中要保障实体真实,同时又要注重程序的正当性,以保护人权。     

技术侦查中的通讯截取:制度选择与程序规制——以英国法为分析对象

英国作为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却在通讯截收制度上丢弃了欧美普遍实行的司法令状主义,在秉承传统侦查秘密观念下实行"行政令状"制度。该制度在受到欧洲人权法院败诉后逐渐构建了相对完备的通讯截收监督制度体系。我国技术侦查的内控模式与英国的行政令状制度极为相似,尽管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其法定化,但因未合理、清晰地指明侦查机关行使决定权的程序及适用的种类而不具有完全的"法律样态"。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完善技术侦查制度不仅需要吸收英国法的教训,还要借鉴有益经验进一步构建技术侦查"必要性和最后性"的动态监督制度、获取证据材料作为定案根据的辩护制度以及向人大报告制度,在制度约束和程序控制上体现规制的严格性。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犯罪侦查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作为现代司法制度重要内容的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论取证主体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应适用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定侦查措施落后且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现代先进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定、排除规则实现同步法定化。     

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要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刑事司法准则,要以司法公正、高效为根本目标,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的制度可通过下列途径: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恰当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强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实质性介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三元令状主义";加强内部制约工作机制。     

令状主义的例外及其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将令状主义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令状主义背后所体现的司法审查精神、对公权力的制约思想以及人权保障的理念值得在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贯彻。在侦查程序的构建中,应将令状主义作为解释的指针之一。对于令状主义的例外情形应当进行限缩解释,否则将导致令状主义的空洞化,紧急处分说可以作为这种限缩解释的基本依据。作为先行拘留与扭送对象之一的现行犯,在刑事诉讼法上应做统一理解。从紧急处分说出发,预备犯原则上不得作为现行犯处理;对于"正在实行犯罪"这一要件的解释,必须同时具备现行性、明白性、急迫性,对于明白性的判断应坚持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对于"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这一要素的解释,应同时具备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性。     

对刑事司法令状主义的反思

令状的主要功能是控制侦查权,它的本质是对侦查行为事先进行司法审查。借鉴令状制度改造我国的刑事审前程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状制度本身并非万能的,它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也具有局限性,我们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建立刑事司法令状制度之管见

在我国,侦查权过于强大,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司法令状制度正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的有效机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为保障公民个人自由,抑制侦查权被滥用的倾向,在我国确立令状制度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势在必行。     

网络搜查及其规制研究

网络犯罪借助现代科技,使得传统侦查手段难以应付,而网络留痕的技术特征使实施网络搜查打击犯罪成为可能。实践中的网络搜查包括网络通信审查、"黑客行为"、植入计算机"病毒"、利用后门程序等类型,具有专业技术性、远程非接触性、受客观条件限制小、高度封闭性和秘密性等特征,可能给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为实现网络搜查的依法运行,应明确其本质属性仍为搜查,需遵循搜查之原则,如强制侦查法定原则、比例原则、令状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根据此种属性和原则,可以通过限制网络搜查的适用案件类型、程序启动的证明标准,明确司法审查机制和实施程序,实现对我国网络搜查制度的合理规制。     

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考察——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与第150条第3款

美国与德国从宪法或者基本法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不仅对监听实行司法令状,而且对监听令状外获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在立法上也作了严格限制.尽管立法与司法实践对监听措施保持审慎的态度,其例外在美国法院判例上仅限于“一览无余”原则和德国法院仅存“关联性”衡量标准,但因涉及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在理论和立法上仍颇有争议,从中折射出公民隐私权保障与监听技术有效性在侦查上的紧张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侦查措施仅采用了行政性内部审批制度,这种内控模式还需要从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观点分歧与立法争议中获得启示,继而建立起相应的限制使用规则并对其规定作出合理解释,以免实施之时成为滥用之日.     

试论预防搜查权的滥用现象

证搜查制度的本质就是司法授权侦查机关干预基本权利,以司法令状的形式来行使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功能.我国现行立法中也存在搜查证制度,但我国的有证搜查制度中搜查主体与搜查批准主体均为侦查机关,因此签发搜查证的程序并不具有司法审查的属性,也无法达到制约搜查权的目的.     

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构令状制度

现代各西方国家在刑事司法中普遍确立了令状制度,这项制度具有重要的实体和程序价值。在对各国令状制度的特征和价值进行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也有必要建立令状制度。然而,传统令状制度存在较多问题,文中建议在我国建立电子令状制度,以克服原有制度的弊端。     

强制性侦查与令状主义

专制时代的人权保护观念薄弱,侦查过程中经常侵犯被侦查人的权利。现代诉讼文明的理念中,人权的保护是正当诉讼的应有之义,所以强制侦查手段的运用一般需要使用证件,紧急情况或法律规定的情况除外。强制性侦查手段本身就是对人权保护的例外规定,因而各国法律几乎都对强制性侦查做出专门规定。令状主义原产生于英国普通法,旨在通过令状的方式实施法律上的强制处分,并对个人权利给予适当的救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救济原则。目前许多国家对强制性侦查采取令状主义原则。广义上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强制性侦查过程中,获     

司法审查侦查原则论

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程序和行为必须置于法官的审查监督之下,以保证侦查程序的规范运行和侦查行为的合法实施。侦查程序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的价值精神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理念在侦查程序上的落实,另一方面在于程序正义价值实现对侦查程序的要求。国外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化保证司法审查侦查原则的地位,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侦查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进行落实。     

证据“转化”规则批判

证据转化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未见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一直沿用的一项证据规则,它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一定手段,将形式上(如取证手段、取证主体以及证据种类)不符合法定要求因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转换为合法证据的规则。根据证据转化规则之要求,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之证据以及非法定种类之证据,都应当经过转化才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产生,有其制度上的必然性。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沿袭已久,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证据转化已经成为侦查机关处理问题证据的常规做法。客观地评价,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在程序法定主义以及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尚未完全得到确立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证据转化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与争议,并由此凸显出其在证据法理上的某些矛盾与困境。基于此,证据转化规则的某些内容与要求,应当进行适度的修正,其适用范围也应当进行适当的收缩。     

论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此也持肯定态度。2012年3月15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包含了关于技术侦查的内容,但是职务犯罪中适用技术侦查存在一定的风险。技术侦查所导致的风险依然是可控的,完全可以在法治化的轨道内适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我国应该以法治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以及令状原则为指导,构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机制,以遏制重大贪污贿赂犯罪。     

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

为了把强制侦查控制在合理的必要限度以内,法治国家普遍要求强制侦查必须贯彻比例原则、法定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但我国的强制侦查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法限权”、“以权制权”和“公平救济”。其中,建立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仅是解决我国强制侦查实际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对策,更是基于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的战略需要;在合法性审查的范围内,建立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也是可行的。在具体设计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时,既要体现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要求,又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容、方式以及违法救济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论近代英国诉讼程序的改革

诉讼程序的改革是近代英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封建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诉讼程序的改革,英国司法逐步摆脱了由令状制度造成的形式主义的束缚,克服了僵化而过时的诉讼程序造成的弊端,祛除了其浓厚的封建残余,初步建立起一套适合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简捷高效的现代资本主义诉讼程序,对我国当代司法程序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现代侦查的法治原则

现代侦查是法治侦查，应遵循刑事法治、程序法治和警察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适用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一般性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等；适用于侦查程序和侦查活动的具体性原则包括：任意侦查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适度公开原则、侦查有效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