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的警察比例原则

作为国家权力之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法治化运作乃公民基本权利之最有力保障,然而公民基本权利也面临来自警察权滥用的威胁。被誉为西方国家公法领域之“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警察法,蕴涵着丰富的控权思想,对警察权的运作具有极强的监督与控制功能,并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因此,为保障人权,弘扬法治,应尽快确立我国的警察比例原则,从而实现对警察权的有效规制。     

论英国警察权制约的组织基础-警察负责制

如何有效地制约警察权是各国警察理论与实践中重要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本文从英国警察权制约的组织基础--警察负责制的历史发展和现行制度进行分析,概括出其三大特征:地方与中央控制相结合、权力分立以及警察独立.以期对我国警察权制约制度构架提供新的视角.     

警察行政协助的困境与出路

警察行政协助应当是行政协助立法与理论的重要观察点。在欠缺明确法律规范约束的情形下,中国语境下行政一体性与行政分权原则的错位、协助义务与警察权积极性的暗合等因素导致警察机关在协助活动中陷入角色错位、主体性迷失和追寻经济理性的困局。依托于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协助的一般规定并不能完全解决警察行政协助面临的难题,因此有必要从警察法、警察法实施细则等特别规定的角度来规制警察行政协助,促进警察权的理性运作。     

对学界关于警察权性质认识的思考

学界关于警察权性质的认识主要有，行政权说和行政权与司法权兼具说两种观点，在逻辑上它们以具体化的警察权——警察职权的性质推论得出警察权的性质。文章分析了学界对警察权性质的认识产生分歧的原因和研究的目的，指出了由于受到国家权力并非绝对分立等因素的影响，学界欲从警察权性质的定位入手，以此寻求监督制约警察权的有效措施之目的难以得到真正实现的原因。     

论警察权的法理属性与设置改革

警察权包括治安行政管理权和刑事侦查权。在学界,对治安行政管理权属于行政权性质的认识一般是明确的。但对刑事侦查权是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性质的认识并不明确。警察权在法理属性和制度设计上的这种模糊性是导致警察违规事件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明确警察权的法理属性、正确看待警察权设置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通过必要的制度架构改革对之进行适度改造,对防止和减少警察违规事件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警察职权的配置与警察权益的保护

我国现行法律赋予了警察机关以广泛、重大的职权,但立法上对警察机关行政职权制衡机制配置上的不完善,对警察行政强制权特别是即时强制权配置上的失衡,导致警察执法过程中种种滥用警察权和警察权益受损情形同时存在.因而,从立法上加强对警察权的限制、制约与规范,合理配置警察职权,不仅是保障警察执法活动和警察个体权益的需要,而且是更有效地保护执法相对人的权益、公民的权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警察是社会文明秩序的护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警察权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必将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全方位法律规制。     

服务行政视角下公安行政不作为新探——以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为例

服务政府条件下,随着警察职能的扩张以及警察角色的转变,警察权缺位导致的不作为侵权将取代警察权滥用的作为侵权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警察干预家庭暴力这样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行政行为出发,结合服务行政这样的大背景,对公安行政不作为进行纵深研究,将形式上作为而实质上产生的却是不作为效果的行政行为,统一纳入到行政不作为的范畴之内,能够更好地规制公安行政不作为行为,促进公安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开展.     

宪政视野下的中国警察法治建设

随着国内外法治环境的变幻,中国的警察法治建设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变革的契机。从宪政的视域出发,通过系统分析中国警察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双重困境”,以此提出中国警察法治建设的应对之策,包括改革警察管理体制、设立警察权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原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控制警察权、完善监督机制以及落实警察责任。     

民警开枪射击法律界限探讨——基于比例原则的分析

民警开枪射击的法律界限,就是必须遵守比例原则,满足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要求。在警察使用枪支的时候,警察的强制力最容易侵犯到公民的健康自由权和生命权。所以我国必须修订《警察法》,使比例原则法律化,有效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而且必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法》,使《条例》这种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为民警开枪射击确定法律界限,使警察权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平衡。     

论现代法治框架下的警察行政权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福利,必须赋予警察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定的公权力,这种权力即为警察行政权。警察行政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面对着人民的个人生活,其行使如果越过必要的界限,极易造成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把警察行政权的行使纳入现代法治的框架,对其的运行强调法律、比例、程序、制约、救济等法治原则,重视行政相对人的能动作用,加强对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行使警察行政权的行为—公安行政行为的监督,将会有效地防止警察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     

法庭警察权研究

法庭警察权乃法院为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所享有的采取秩序措施及施加秩序罚的权力。法庭警察权有妨害预防作用、妨害排除作用与妨害制裁作用三种基本形态。基于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法庭警察权实施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法庭警察权依附于裁判权,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以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为规制对象。对于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实施何种作用形态的法庭警察权取决于法院的合目的性裁量,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法庭警察权在我国由三大诉讼法分别规范,不仅未能科学地体认法庭警察权的性质,也未能正确地廓清法庭警察权应有的实施边界,加剧了司法实务中法庭警察权制度适用之乱象,亟待统一立法构建。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

维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警察权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警察权的这一功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自治领域的形成,社会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公共权力的特征日益凸现。警察权作为公共权利的一种,本源于人民,并应服务于人民,在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强制性以及必要时使用暴力是警察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有效途径,但不是目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把强制性权威真正转变为合法性权威的过程;警察权还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规制。     

论人民警察的权力观

人民警察的权力观对于公安队伍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警察权力基本特征的认识,及对权力行使中出现问题 的把握,是我们树立正确权力观的前提条件。权力观的中心内容就是“权力是谁给的,权力是为谁服务的”。     

论警察权运行的终极目的

人权保障不仅是设立警察权初衷,也是矫正运行状态的标尺,更是警察权运行终极目的。警察立法环节人权保障缺位、警察职权行使过程中权力属性的异化及警务保障中的缺失,导致人权保障目的的丧失。完善警察立法体系,在警察权运行过程中树立“权利本位”、“程序优位”理念且倡导以人为本的警务战略是校正警察权运行和目的之关键。     

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论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事关宏观调控的效果。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权,就必须确定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原则。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横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纵向配置指宏观调控权在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由于宏观调控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性的重大事务,因此,宏观调控决策权的配置应实行集权原则,由中央国家机关独享;而宏观调控执行权的配置应实行分权原则,由中央政府与地方省级政府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分享。     

论对警察权的制约

警察权是指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警察机关执行警察法规范、实施警务活动的权力由于受到人性及权力自身特点的影响,其具强烈的强制性,单方性特点,且容易出现权力的扩张、侵犯和擅变,在现代法治的国家里.对其控制和制约及其必要。制约的手段从其自身的构成要素即权力的来源要素、权力的主体要素、权力的运行要素、权力的对象要素、权力的保障要素着手进行,以其真正达到警察权的控制和制约。     

论侦查权配置的内在原理

刑事侦查权的配置应当围绕检察官为中心而进行.作为侦查权的法定主体,检察官具有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负有防止警察国家重现的重要使命.我国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警察权恣意、失范,侦查程序缺乏监督、制约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化检察机关的权限和地位,将其塑造成为审前程序的主导者和警察权力的控制者,就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     

警察权的缘起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警察权的缘起等警学基本问题进行解析固然应该，但以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对警察权问题进行多维视角探讨更加必要。需要是警察权产生的内在动机和驱动力；秩序是维系社会群体存续的基础．警察权应社会共同体维护秩序、控制冲突的诉求而产生。但并不是任何时态下的社会秩序都是合理的、有活力的、合乎民意的，人们更需要警察权所维护的是一个正义的秩序。基于正义的普适性特征和人类对于正义秩序的追求，警察权被赋予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