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策略——基于“破窗理论”的本土化思考

“破窗理论”是从心理角度分析犯罪现象延伸发展的原因，主张以控制“犯罪场”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这一理论，对于我国防控因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犯罪剧增现象，具有借鉴意义。“破窗理论”的应用，应当从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的现实国情出发，深化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宏观制度上“防破”和微观现象上“修窗”相呼应的防控体系，并使二者形成合力。     

破窗理论视野下的新型财产诈骗犯罪研究

本文以犯罪学中的“破窗理论”为基础,探讨信息化背景下新型财产诈骗犯罪的两大核心问题,即其是否与网络环境无序性存在相关性,以及如果相关,对无序的干预是否会降低该类犯罪的发生,基于以上分析,探索我国当前新型财产诈骗犯罪高发的“破窗”所在.最后建立了“零容忍——控制犯罪源、整顿无序——肃清犯罪环境及被害人预防”三维度全面预防机制,为预防、控制和消除新型财产诈骗犯罪提供一种新路径.     

论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

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本无必然的关联性。然而,对于贿赂犯罪,如果惩治力度轻,不足以达到预防和遏制贿赂犯罪频发时,贿赂犯罪便出现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因此,对贿赂犯罪应采取零容忍态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零容忍对策在我国刑法规定的5000元容忍度内的可行性。     

对贿赂犯罪应当实行零容忍对策

王秀梅在《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上著文《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说，犯罪破窗理论认为，不及时制止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向社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即社会接受这种行为，这些行为就会演变为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果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就会发展为犯罪；如果对犯罪惩治不力，就会使民众对警察、政府失去信心，犯罪就会蔓延。从《刑法》对贿赂犯罪数额的规定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由此产生以下弊端：1．贿赂犯罪的手段多样，导致根据数额认定犯罪有很大难度；2．随着经济的发展，     

如何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

在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今天，“皮包公司”活动猖撅、“业务员”挂单位之幌行骗的现象不在少数，严重破坏了经济安全，直接威胁到国有资产的流失、银行贷款的流失，但是在惩治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常常因为不能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而使犯罪者逃脱责任，这不仅损害刑法的威严，而且使被害人或单位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一、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理论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在于：单位犯罪具有二重性，自然人犯罪没有二重性。单位犯罪的二重性主要表现在：1．行为的二重性。单位犯罪表现为责任人的行为，…     

对“破窗效应”说“不”

“破窗效应”讲的是，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有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而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如，一个城市的车站、码头，或是一个社区的广场、公园，如果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则没有人忍心去扔垃圾、搞破坏；     

不应有的“破窗效应”

心理学中有个“破窗效应”，如果有人打碎了一幢建筑物中的一扇窗户，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好窗”成了特例，“破窗”反而成了常态。     

试论“国际环境犯罪”

对于国际环境犯罪学界争议较大，国际实践中该规定也难以得到落实。据2001年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相关规定，本文认为用违反强行法的行为和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义务的行为来替代国际环境犯罪这一提法更为可行。     

“未得逞”辨析与犯罪未遂的种类划分

<正> (一) 对犯罪未遂的解释,各国刑法典颇相异趣。法国刑法典第2条解释未遂是“已着手犯罪行为之实行,而非因已意中止,或因犯罪不能发生结果而不遂者”;瑞士刑法典第21条称未遂是“行为人已着手于重罪或之实现行为,而未完成犯罪者”;原捷克斯洛伐克刑法典第5条规定:“犯罪人以造成法律所规定的结果为目的,而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结果没有发生,就是未遂行为。”日本刑法典第23条的规定则是:“着手于犯罪之实行,而不遂者,为未遂犯。”综合以上各种规定,可谓大同小异。所谓“大同”,就是不论如何表述,都指明了未遂是处于     

试论犯罪防控机制的经济功效

犯罪防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体制，其功效不仅仅体现在预防与减少犯罪数量的获取，更为重要的是犯罪防控介入社会生活后，必须注重优化配置各种法律资源，发挥调节法律资源的杠杆作用，促使社会“效益”总量增加，以获取犯罪防控的宏观“经济”效应。具体讲，就是犯罪防控必须在立法层面上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在价值层面上实现法律文化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制度层面上实现自由刑与财产刑的统一，在行为层面上降低犯罪防控的社会成本。     

试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犯罪防控模式——破窗理论的构建与应用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非常特殊,现代文明与犯罪亚文化剧烈冲突,社会治安乱点集中,社会防控力量薄弱,滋生了大量犯罪。本文对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犯罪特点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相应的犯罪防控模式,以最大限度的预防犯罪的发生。     

转型时期流动人口犯罪社区治理研究

社区多元化共治是在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基础之上的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群防群治,其目的是实现流动人口本身对于社区犯罪治理的积极参与。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社区治理应提倡"社区多元化共治"。在微观层面,从环境设计和防卫空间的意义上看,应修复社区中的"破窗",倡导邻里守望;在宏观层面,应促进社会整合,改善社会认同局面,实现文化融合。     

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犯罪共同说”抑或“行为共同说”

“ 行为共同说”所宣扬的较之于“犯罪共同说”的一系列“比较优势”不仅是无以立足的，而且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有关共同犯罪的疑难问题，运用“犯罪共同说”是同样能够迎刃而解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大可不必有悖于司法实践中的通行理解与做法而去倡导所谓的“行为共同说”。如果真的以“行为共同说”作为认定共同犯罪成立与否的依据，还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该风险大体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与相关的刑法理论存在着冲突、与我国的《刑法》规定存在着冲突。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体现的应当是“犯罪共同说”。     

"盲井案"之犯罪防控——以情境预防理论为视角

"盲井案"近年大量爆发,社会危害性极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从犯罪防控的角度而言,情境预防理论是妥当而必要的防控对策.基于此,要规范媒体报道,避免诱发犯罪动机;要加大对智力障碍人士以及"五保户"人士的监管与权力保障力度,降低犯罪预期收益;要落实地方政府对煤矿安全的监管责任,建立具有犯罪预防功能的物质空间,增大犯罪难度;要建立健全煤矿企业之间人员信息与矿难事故的相互通报制度,提高犯罪被发现的风险;要加大对煤矿企业的普法教育与治安监察力度,整治煤矿企业环境.     

作案手段、犯罪模式与“签名”特征之辨析

作案手段、犯罪模式与“签名”特征都表征犯罪进行过程中某种形式样态，其内涵与外延均有差异：作案手段是指特定人或特定犯罪团伙所选择的犯罪的途径或方法；犯罪模式是以两个以上不特定的犯罪人或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为基础而整理出的一套具有共通性的作案手段；“签名”特征是犯罪者因个人人格上的特质而强迫自己实施的一种“签名”式行为。明确区分三个概念的异同，有利于解决目前侦查实践中三者使用混淆的状态，准确把握三者各自的侦查价值，为侦查破案和犯罪预防工作服务。     

城中村犯罪的形成机制——以深圳T村为例

城中村的犯罪基本上是以侵财为目的的经济型犯罪,尤其是入室盗窃,犯罪者主要为外来务工者。城中村的社区结构特征使得整个社区具有较低的集体效能,出现了社会解组。生活中的＂紧张＂使得外来务工者具备了犯罪动机,老乡网络和城中村越轨网络为犯罪者提供了两种训练渠道,城中村租住者本身的日常活动为犯罪的发生提供了适当的犯罪目标。     

风险社会的犯罪激发机理和犯罪趋向

犯罪的生成机理和发展态势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秩序性质。风险社会秩序中风险生产与财富生产相伴而行,财富生产逻辑的普遍化和极限化、社会控制机制相对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局限性、"脱域"机制对行为方式和后果的影响力、现代制度的日益自我还原、技术发展的规制缺失等,对风险社会中犯罪的发生、演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风险社会阶段,犯罪演化呈现出实害性向风险性转型、犯罪危险性日益加剧、犯罪隐蔽化和匿名化、风险行为的欠规制状态以及犯罪全球化等主要态势和趋向。     

数据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基于侦查行为相关性的考察

信息革命下，网络信息技术全面介入犯罪治理活动，刑事侦查空间从物理场域跨入数字场域，引发刑事侦查活动思路由追溯性犯罪打击向预测性风险防控转化，进而形成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在评价具体侦查行为与侦查对象之间相关性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尤其体现在令状控制失灵和无罪或罪轻数据证据难以收集两个方面。应对这些困境，需要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项基本价值的框架下规制数据侦查行为，加强数字正当程序的理论供给，具体体现为建立被指控人获得合理的数据推论的权利、设立司法预审制度、以及对侦查程序中的具体相关性规则予以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刑罚权运用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予以重新矫正。     

浅谈环境犯罪中关于危险犯的法律适用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环境犯罪均要求以造成严重实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然而从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行为人只要着手实施其行为，就会对坏境产生现实或潜在的危害，而此危害通常具有不可逆转性和潜在严重性的特点。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国内外不同环境犯罪的立法，探讨在环境犯罪中对危险犯进行刑罚处罚的必要性，并提出增设处罚环境犯罪危险犯条款的立法建议。     

“黑哨”职务犯罪主体心理探析

“黑哨”作为近年来在体育运动中出现的新型的职务犯罪,在诸多的犯罪原因中,行为主体的个体心理原因是引发“黑哨”职务犯罪行为的原动力。“黑哨”职务犯罪主体作为具有正常思维人,他的行为是建立扭曲的需求欲望下引发的犯罪动机支配下的一种有意识的故意行为。文章运用普通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中心理与行为分析的理论,从行为主体的意识、需要和动机的层面深层次的揭示“黑哨”职务犯罪行为主体的个体心理诱因,以预防和减少此类职务犯罪,真正实现体育竞赛中的公正、公平、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