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决证立过程中的法律修辞——以“李庄案”判决书为素材

法律人孜孜以求的法治究竟如何实现？关注司法实践,从微观和方法层面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和改进,可能是迈向这一理想境界的重要途径。判决书为宣示法官依法解决纠纷的过程及其结果的公告,它所表达的内容只能是基于法治立场的合法性论证。该论证至少应当在形式上摒弃政治、经济、舆论、私人情感等法外因素的不当干扰,从法律规则和事实出发论证判决的正当性。为此,笔者以＂李庄案＂判决书为素材,基于某种法律方法论立场分析了司法裁决证立过程中的修辞现象,并对此进行了一些评价和反思,希望能够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并认真对待这一判决正当化的有力工具,从而为趋近理想法治提供现实的方法支撑。     

刑法中的法律认识错误探析

法律认识错误,也叫违法性认识错误,虽然各个国家的刑事法律一直以来都传承着罗马法格言＂不知法律不免责＂,但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各个时代具体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又各具特色。通过对各个法系法律认识错误问题的研究发现＂不知法律也不能免责＂二十世纪以来面临严峻的挑战,尽管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不显着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     

转型期能动司法的实践进路

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提出能动司法理念之后,在理论和实务部门展开了热烈讨论。能动司法的提出是回应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对司法新的需求,并非是权宜之计,司法部门提倡能动司法理念过程中也渗透着一种反思理性,为契合＂为民＂、＂便民＂的工作方针,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展开能动司法理念的实践探索。     

传统司法意识形态的反思与修正——以利益衡量为切入点

尽管我们常常是在法律方法的意义上讨论利益衡量问题,但在其背后包含着对以追求安定性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司法意识形态的反思与颠覆。由于隐含着任意司法的危险,利益衡量一直未能获得传统司法意识形态的谅解。随着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传统司法意识形态所恪守的价值立场受到了司法实践的严重挑战,利益衡量在司法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为应对"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以利益为核心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传统司法意识形态予以修正,在开放的体系中通过利益间的衡量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协调与平衡,是转型期中国司法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证据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完全形成了＂此案＂与＂彼岸＂的两个世界。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存在缺乏资料的问题,而缺少的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证据法学问题的方法。对于证据立法运动、法律移植运动和思辨法学,我们要反思和辨证看待。证据法学的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关注中国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必须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三是必须从经验和教训的角度出发,发现中国存在的深层问题和制度问题,总结出深层的结构,上升到概念化,从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法治思维引导下的法律方法论研究——2013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报告

2013年度,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呈现出与司法实践更加紧密联系的态势,强调以法治思维作为引领法律方法论的指导思想。这一特点使得法律方法论研究同时也具有更加宏观的重要意义。个案研究也成为本年度中法律方法论学者更加关注的领域,无论是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还是部门法方法论,都是如此。这说明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走向更加深入和细致,对指导性案例的分析就是其中的典型。部门法方法论研究对教义学属性的强调成为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为部门法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论纲（上）

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及其基本理论作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既深入阐述了司法行政制度的概念、属性、特征、功能及其演变规律,我国司法行政制度的＂中国特色＂,也系统研究了刑罚执行制度、强制隔离戒毒制度、法律服务制度、法制宣传教育制度、司法协助与外事制度、司法考试制度等具体的司法行政制度。脉络较清晰、资料较翔实、论述较全面。＂论纲＂式文体对于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也可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指导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性。     

司法方法论初探

目前学界对司法方法论的探讨尚处在初始阶段,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本文认为,司法方法论是研究司法现象的方法、方式、手段的综合性知识体系。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司法方法论不属于法学方法论,两者在研究对象、所属理论层面、自身定位及研究任务上都存在实质性区别。司法方法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司法过程中:即如何将法律运用于司法实践、如何对法律解释控制安排以及如何保障司法过程程序化。     

法律方法与法治:以对纳粹司法的反思为中心

纳粹政权在司法领域的工具和帮凶,是反形式主义的法律方法论和政治目的司法,而非法律实证主义。以具体秩序思维和具体的一般性概念为代表的纳粹法律方法论,突破了形式主义司法准则,并将纳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提升为一种新的法律渊源和裁判规范。这种反形式主义法律方法论,是法治的一个陷阱。去法制化的纳粹司法表明:法律方法论若无视基本权利和普遍价值观,就可能沦落为当权者的作恶工具;法的形式价值和实体价值是唇齿相依的,要实现法治,二者不可偏废。     

中国法治需要迈进方法论时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因此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定位,必须坚持法治这一最高原则,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进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是一个讲法律理性和逻辑方法的时代。法治时代的法治理念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法律方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人成为法治的缔造者。     

测谎结论的证据问题研究

近年来,测谎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并在侦查破案和审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测谎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未统一,加之我国对于测谎结论的适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已有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测谎结论的质疑,即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问题。因此,明晰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     

Studies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his article gives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study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over the past 60 years. It covers five aspects: academic conferences, Chinese translated works on Foreign Legal History,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in this field,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contestations, and the prospect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as a discipline. This article aims to tease out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studies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and analyze the social conditions underlying these problems and achievements. It conclude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cannot stand in isolation from the process of absorbing, transplanting, and learning from foreign jurisprudence and legal systems. Though Foreign Legal History might not become a hot topic, it remain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law.     

法律逻辑研究对象新论

在新的情境下，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可做新的定位：法律逻辑学是研究法律思维的逻辑学科，是法学与逻辑学的交叉，是面向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和法律适用的应用逻辑，是法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法律概念——以民法典体系构成为视角

法律概念是民法典体系构成的基本细胞。法律概念具有规范性、抽象性、确定性中带有较大程度的模糊性、含义的专门性、价值性的特点。法律概念在体系构成中,具有重大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发展成为法律类型,同时也需要法律原则的平衡与统率。     

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高雅与媚俗

以法律解释学为核心内容的法律方法论是实用性学科,为吸引学者们关注现实、关注读者的需求,应把更多的研究志趣集中于具体、把法律方法论的工具性展现出来。对法律方法论命题的论证务求翔实准确,但在结论的表述上务求简练、明晰。研究者应设法增大理论的可接受性,以方便学者与实务法律人的沟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理论作品的读者越多,所产生的影响力就越大。     

The special role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leg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is based on the learning of foreign legal systems. Foreign legal history, as one of the elementary courses in higher legal education, is becoming a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progress toward the rule of law and is playing an indispensibl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by educating, cultivating and academic exchanging. The discipline of Foreign Legal History not only provides diverse perspectiv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lso testif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t not only benefits Chinese legal system, but also make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gal talents. Therefore, we should insist on learning from the legal cultural heritage embedded in Foreign Legal History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Chinese legal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