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人类近60年的国际太空活动曾出现过三次竞争与合作交替的历史,近10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交织着深度合作成为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特征.由于太空的脆弱性、太空武器昂贵、对太空冲突升级的担心以及太空合作带来的优势,迄今为止太空冲突并未发生.但是,随着太空国际合作逐步陷入困境、国家核战略和核威慑战略的调整、太空技术和太空武器的发展以及太空威慑和跨域威慑理论研究的进步,国际太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将增大.     

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理论、历史与现实

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的国际防扩散制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如今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对于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出现的倒退,美国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首先,经典核威慑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矛盾的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以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构成的绝对自由核战略才是长期指导美国核政策实践的根本。其次,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史进行再挖掘可以得知,一般认为的美国核战略在主张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保守派和主张核武器仅用于威慑的自由派之间摇摆,实际上夸大了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大多数总统任期内将绝对自由核战略作为拱卫其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和获得对苏联战略优势的关键。最后,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互动是当前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传统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正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然而,美国依旧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构筑绝对优势,并以新兴技术、跨域威慑确保全面制胜。其结果持续引发由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互动、谋求技术先发优势以及追求绝对自由所导致的"三元悖论",从而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防扩散制度产生进一步冲击。     

《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兴废始末

1972年美苏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AMB条约)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令人关注并引起诸多争议的问题之一。该约限制美苏双方建立针对弹道导弹的国土导弹防御系统,以维持双方战略核武库力量的大体平衡。依此建立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成为现代核威慑战略的理论基础。随着冷战后美国执意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反导条约已成为当前世人关注的热点。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2009年以来,为应对日趋复杂的太空环境,美国开始调整其太空威慑战略,强调通过太空弹性能力、太空系统防御能力和太空国际合作,以增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拒止性威慑。美国在太空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对太空的依赖性造成其太空资产的脆弱性,以及报复性威慑在太空难以实施等因素,是美国进行太空威慑战略调整的原因。然而,由于太空领域具有各方脆弱性不平衡、太空攻击难以归因、容易引发其他领域对抗和战争升级的特点,太空威慑相较于传统威慑在实力、决心和信息传递三要素上都存在差异,在目前太空国际规则尚不清晰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实现。因此,美国的太空威慑战略会造成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引发战略误判、挤压中国太空活动空间等影响,最终不利于维护和平的太空环境。     

美国“一体化威慑”的战略逻辑：以AUKUS的演进为范例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正式提出并实践“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一体化威慑”意味着通过跨越领域、区域、冲突域、部门、盟国和伙伴等五个维度的“一体化”调度,统筹“拒止性威慑”“韧性威慑”“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三种威慑逻辑,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和安全问题施加威慑。在战略逻辑上,美国以“不对称多极”格局为基础,以海洋特别是西太平洋为主要场域,以中国为主要威慑对象并以“印太”为建构区域,通过“网络化”的作用方式,灵活统筹并“量身定制”地施加威慑。在“印太战略”推进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为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的范例。AUKUS由美国联合最亲密盟友发起,针对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东海为战略前沿,通过将“欧洲—大西洋”引入“印度—太平洋”来加强跨区域威慑,并以“全政府”方式运作,囊括核潜艇、高超声速等先进能力、网络和太空等重要领域,考虑不同冲突形态,不断取得进展。然而,AUKUS的进一步推进将面临诸多“一体化威慑”固有的内在和外在困难,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     

以对等求合作:稳定中美太空战略关系

太空既曾是美苏展开冷战竞争的主要竞技场,也曾是两个超级大国实现戏剧性缓和的展示舞台.①因此,不论是基于现实还是历史经验的考虑,太空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都拥有巨大的影响,两国也均将其视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关键领域.②一方面,美国要维护太空优势地位,确保其太空资产的安全和“充分利用”太空的权力;另一方面,中国则致力于增进自身能力,通过缩小双边力量差距来“说服”美国在该领域进行合作.     

贸易何以成为威慑手段?

近年来,国际社会中"经济武器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吸引了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以贸易为手段大肆威慑他国,借助经济压力为手段迫使他国屈服,以实现自身政治经济目的。因此,研究和分析贸易为何能够成为威慑手段,以及贸易作为威慑手段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十分必要。贸易能够成为威慑手段的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直接涉及国家行为体的核心利益,二是能够给其他国家行为体带来重大损失,三是产生的压力可能改变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计划或行为。此外,在大国战略博弈中,贸易手段发挥着对其他威慑手段的替代作用,对传统威慑手段的补偿作用,以及重塑与维护大国战略威慑体系的作用。当前大国威慑工具的局限与利益多元性之间、理念的单一性与安全挑战的多维之间的张力逐渐扩大,传统威慑工具难以应对日趋走向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因此,将贸易手段纳入威慑工具箱并加以使用已是大国博弈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大国无战争的今天,贸易作为大国往来的主要媒介,其背后的威慑功能将在大国的战略竞争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美国“印太”军事威慑战略评析北大核心

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一体化威慑”战略，通过强化亚太前沿军事存在、翻新各种作战概念、打造军事集团等手段，强化“印太”军事威慑，企图借此巩固霸权地位。但该战略引发了地区军事化与地区经济化、军事一体化与地区战略自主、威慑止战与威慑致战三大矛盾，不仅冲击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侵蚀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还大大增加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危害亚太地区安全。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再论核禁忌

“核禁忌”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具有感召力的。然而,“核禁忌”理论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和谬误之处。不使用核武器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禁止性规范,“核禁忌”也无法削弱核威慑的意义。从历史经验看,尽管自广岛、长崎之后核武器再也没有被使用过,但许多决策者都有过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只是根据理性分析、权衡利弊之后放弃了这一选择。而从政治心理学的层面分析,“核禁忌”理论显然夸大了单一规范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尤其在不同的利益相互冲突的场景下,国家安全往往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事实上,冷战后的全球核态势发展并没有受到这种禁忌的束缚,却时而出现倾向于使用核武器的势头。近年来,美国正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升级并积极研发新型核武器。以美俄为代表的核大国也通过调整自身的核战略为可能实施的核打击大开方便之门。似是而非的“核禁忌”实际上反而增强了核威慑的必要性。虽然“核禁忌”在推动一系列核军控条约以及扩大无核武器区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单纯依靠观念的力量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向无核世界。只要引发地区冲突和安全困境的政治根源得不到化解,核武器作为战争的工具之一就有可能被使用。而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核威慑的必要性在短期内仍然无可替代。     

核威慑效应的生成及印巴核威慑的稳定性

核威慑理论伴随着冷战的展开而逐渐丰富,对稳定核威慑需具备的条件,学者们的论述基本趋向于大致相同的结论,然而在适用上却也有不同的解释。自1998年南亚的印、巴进行公开核试验以来,两国核竞赛有增无减,使南亚成为核关注的焦点。印巴两国虽然经历了几次紧张的对峙和冲突,但最终未走向战争,显然核威慑对抑止冲突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南亚核威慑因技术条件的有限性使其相对脆弱,但在彼此的核学习和相互角逐过程中,两国的威慑会渐趋稳定。     

网络威慑与霸权重塑：美国网络威慑战略的演化及动因探析

网络空间正在成为信息化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为适应迅速扩张、充满不确定性的网络环境,美国将传统威慑理念引入网络安全战略领域,以网络威慑作为其追求安全利益、扩大竞争优势、重塑国际霸权的重要手段。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不断调整,先后经历了被动应对、主动防御、攻势主导和立体威慑四个阶段,在网络霸权追求的驱使下呈现出威慑态势日益强化、威慑体系不断完善、攻防兼备且偏重实战等趋势。美国的网络威慑战略强化受到多种内外动因的影响,是安全—利益考量、权力—政治诉求、思想—文化根源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变量叠加作用的结果。美国企图超越传统的战略逻辑,但其战略制定与实施并未单纯地停留在“安全”层面上,而是在激进特征的推动下进行战略的演化发展,其安全思维背后的霸权实质形成了一种战略悖论,不仅造成美国的内在逻辑困境,还将导致攻防相悖的脆弱安全环境并动摇国家间的战略平衡。     

太空武器化及中国太空安全构建

太空技术的出现来自冷战时代的美苏军备竞赛。在世界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太空随之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太空武器化接踵而至。冷战后,为了确保太空霸权,同时维护一超独霸的地位,美国不惜重拾冷战时代的太空武器化政策,由此,引起其他国家的相应回应。太空武器化程度逐渐抬升,给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引起反导系统和太空军备竞赛,增加核战风险,阻碍世界核裁军进程,也给太空商业开发、"太空2030议程"等带来诸多挑战。太空武器化给中国太空安全造成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使中国太空资产的安全陷于危险境地,中国利用太空资产的自由有可能被限制或被剥夺,战略目标(包括战略核力量)受到太空系统的侦察与打击的威胁。为应对太空武器化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上加强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构建中国的太空安全体系显得紧迫与必要。     

法国核战略的演变趋势

法国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某种大国角色,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拥有独立的核力量,并奉行颇有特色的核威慑战略。冷战结束后,法国的国际地位受到挑战,为适应国际环境变化,正在对其核战略进行调整,其基本思路是:调整以往主要针对前苏联的单向防御方针,转而加强对中东、地中海地区威胁的防范,出现了企图威慑第三世界和无核国家的意向;从推行打击敌方城市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逐步转向准确地、有选择地打击军事目标;压缩核力量规模,降低戒备等级,减少装备费用,把核力量保持在“能够维持威慑作用的最低水平”,并考虑将法国的有限的核威慑用于西欧共同防务。在核裁军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态度,并通过国际合作来阻止核扩散。     

美国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的演变简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非洲战略在其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经历起伏。冷战期间，非洲仅仅作为辅助美全球战略实施的边缘化地区。冷战结束后初期，由于失去了作为美苏对抗筹码的价值，非洲的重要性下降。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非洲经济向好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提升，非洲的重要性才有所回升。“9．11”恐怖袭击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外交进程。美国担心非洲的“失败国家”和“无人管理地带”可能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将非洲提升到了“高优先级”，非洲战略首次进入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对华威慑与胁迫及中国应对

威慑与胁迫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后者比前者更具进攻性.“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重要的“外交遗产”.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在钓鱼岛、南海、网络安全、朝核及伊核等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军事威慑及非武力性胁迫.总体看,这些手段尚属轻度强制,与近年美国对俄罗斯、叙利亚、朝鲜和伊朗的严厉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有显著区别.在中美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两国的战略回旋余地在缩小.未来如果美国对华加码威慑和胁迫,中国可以更积极有效地应对,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将增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太空合作初探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作为高科技活动的航天开发已成为更多国家的战略选择.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是亚洲国家,其太空力量发展迅速,已成为国际太空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亚洲国家间的太空合作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①近些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太空合作进展显著,在商业出口、联合开发及信息共享等方面取得不俗成就,成为大小国家之间及发展中国家间太空合作的典范.当前,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与对互联互通的迫切需求,打造“天基丝路”②成为沿线国家的共识,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太空合作的有力因素.     

威慑与新世纪美国核战略

美国国防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于2002 年1 月正式出台, 这标志着在经过近10 年 的调整后, 新世纪的美国核战略已现雏形。新的核战略在坚持核威慑的同时, 将威慑的对象扩大并 且重点发生转移, 提出建立“新的三位一体”威慑力量体系, 加强常规和防御力量, 构建一种全方位 的威慑。新世纪美国核战略的调整必将对大国关系、战略态势和未来的国际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 响。     

新版《美国国家太空政策》评析

2010年6月28日，奥巴马政府颁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太空政策》（以下简称“新政策”），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发布的第三份太空政策文件。②     

中美不对称核稳定与美国战略机会主义论析

中美两国安全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对于维护两国安全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核威慑实力弱于美国,中美之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战略稳定关系的不对称核稳定态势。中国对美国存在一定的核威慑能力,但有效性仍有差距和不足。这一差距容易使美国产生压制和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的机会主义思想。实施限制损伤战略、发展导弹防御能力、进行战略反潜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战略机会主义的主要行动。美国谋求削弱中国核报复能力、打破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企图,与中国努力维持核威慑能力、维持中美不对称核稳定的行为形成了两股力量相持的态势。中国应重点提升核武器的质量,提高威慑信号的传递效能,以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打消美国战略机会主义心态,维持两国间的战略稳定,特别是危机稳定性,筑牢遏制战争爆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