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对社团参与的影响

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CGSS2005相关数据，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由一般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构成，居民特殊信任水平要明显高于一般信任水平。城市居民社团参与除了受到年龄、收入、政治资本、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之外，一般信任因子对于居民社团参与水平有着显著影响，而特殊信任因子对于社团参与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城市居民社团参与的水平，积极引导人们走出仅局限于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关系圈”，建立起更强的对不特定人的信任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

基于微观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及宏观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差异下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城乡之间,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信任与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地区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但主要来自经济差异而非环境状况差异;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都与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着随机斜率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一项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基于2010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文章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的信任程度及其学理和政策启示。个人和社会经济变量对中国居民对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信任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本国人民对他国印象的好坏和信任度的高低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信任对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也相当重要。     

数字时代的个体认知：互联网使用与阶层认同偏差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感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导致了部分民众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的不一致。与以往研究的地位决定论不同,我们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偏差产生的影响。通过对2015年、2017年及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合并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于不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阶层地位认同更容易向下偏移。互联网使用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流动感知的异质性效应。用互联网使用解释阶层认同偏差,不仅是对该偏差发生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且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即互联网对人们的观念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     

环境邻避效应感知风险的建构逻辑与影响因素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邻避效应诱发群体冲突酿成社会稳定风险,邻避效应感知风险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家与民众对邻避项目态度大相径庭的解释框架,提出邻避感知风险放大-消解演化链,分析并测度感知风险主观构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杭州某加油站邻避事件调研发现政府、媒体、专家、熟人的行为态度会引起民众对风险认知的变化。通过感知风险偏差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政府决策民主程度、媒体对邻避设施相关知识普及以及信息公示程度对感知风险有消解作用;而公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提升则会加剧邻避感知风险偏差。感知风险的消解作用能够降低民众的抗争意愿,因此为实现邻避冲突事件的防控和邻避风险调控,应采取由下而上的参与决策方式,注重风险沟通,同时媒体充分发挥邻避知识普及和项目信息宣传的媒介作用。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随着我国城市居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社区文化在当今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是提升社区居民整体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推进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对于进一步丰富人们业余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国民素质和维护社会稳定,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区社会资本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

围绕社区社会资本理论,使用上海大都市调查资料,通过多层模型研究讨论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从个体层面看,居民的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从社区层面看,社区孵化的社会组织数量越多,社区志愿者组织队伍越多,社区居民满意度越高。然而,草根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并不能显著影响居民的社区满意度。本研究认为,通过孵化社区社会组织,能够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存量,提高居民社区满意度。     

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政府信任：清廉感知的中介效应

政府信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是公众对政府行为、过程与绩效等的一种评价。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清廉感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投票型和沟通型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清廉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而接触型和维权型政治参与会对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清廉感知在其中承担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要想保持高度的政府信任水平,一方面可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回应民众需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保持当前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建立廉洁的政府形象,提升公民的清廉感知,进而带来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     

城市居民社区感研究——基于上海市的实证调查

社区感（Sense of Community）作为一种连接居民与社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要素，是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本研究在结合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及实证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城市居民社区感的测量、影响因素、发展现状与趋势、社区感的作用及培育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探讨。基于实证调查的数据，本研究开发了一个信度和效度兼具的中国城市居民社区感测量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社区感主要由归属感和满意度两大因子构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社区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婚姻、政治面貌、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因素（居住时间、居住地区、社区环境）和互动因素（社区参与、居民间互动、社区支持）。其中社区环境是社区感最重要的影响变量，居民的社区互动与社区感是一对具有双向影响的变量，社区归属感主要受社区参与和居民间互动的影响，社区满意度主要受社区支持的影响。现阶段上海市居民的社区感普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城市和城市化并不必然对居民的社区感造成负面影响。     

公共议题、转发行为与意识形态治理——基于SEM的微信用户实证研究

意识形态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社交媒体改变了意识形态治理格局。以微信用户为样本,构建用户使用习惯、用户转发意愿、感知风险、转发动机和感知信息质量五维因素影响下公共议题相关内容的转发行为模型,建立SEM结构方程测度各潜变量对微信用户转发行为的影响水平,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用户使用习惯、用户转发意愿、感知风险和转发动机均能够显著影响微信用户转发行为。实施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从用户使用习惯出发的一阶中介效应和从感知信息质量出发的链式中介效应对用户转发行为影响显著。性别变量对于微信用户参与公共议题转发讨论存在显著调节效应。因此,应从完善党管宣传的制度建设、增强社交媒体传播阵地斗争意识和提升主流舆论内容优势等方面改进社交媒体场域意识形态治理。     

城市居民的循环型消费行为：实证检验与政策借鉴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型消费行为(包括循环型购买行为和循环型使用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我们的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检验城市居民循环型消费行为的总体状况;二是分析循环型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我们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引导居民转向循环型消费行为提出了若干政策借鉴。     

郑州市居民文化消费问题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城市居民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群体,其文化消费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今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对郑州市居民的文化消费活动状况进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从引导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激发居民的文化消费热情、开拓新的文化消费领域和营造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四个方面,给出提高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对策,以促进郑州市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医疗卫生事业不能走市场化道路

大量的事实证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正在被推向市场.然而医疗卫生事业是不能走市场化道路的.因为市场化道路不但会影响全民族总体健康水平,而且还会影响国家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因为健康也是生产力,国民的健康水平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民的健康水平不高,国家综合国力也要大打折扣.     

消费者对互联网银行的可接受度问题研究

互联网银行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对其的接受程度。西方互联网银行的发展早于中国,所以对其研究也早于中国,但这些早期研究对中国仍有启发意义。本文在借鉴西方学者研究基础上,综述了研究消费者是否接受互联网银行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影响消费者对互联网银行可接受度的相关因素,并着重从消费者的风险感知视角研究了影响消费者接受互联网银行的风险,最后就如何发展中国互联网银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

风险感知的两种理论范式——个体主义的和背景主义的范式——分别强调个体认知结构因素和社会环境背景因素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决定作用。本研究根据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及社会制度结构对风险感知的束缚作用,分别建立相关的研究假设,试图寻找这些理论在中国经验中的证据。文章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另外,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具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     

消费者食品农药残留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度不仅关乎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也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及对政府绩效的评价。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转基因食品与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关于农药残留风险感知的研究大多以农户为研究对象,对消费者农药残留风险感知研究还比较缺乏。基于相关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构建了消费者食品农药残留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模型,依据对甘肃省兰州市分层随机抽取的385个市民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对食品农药残留风险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选取的四类自变量中,政府规制与风险特征是影响消费者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人口统计变量中年龄与学历的影响存在组别差异。基于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食品农药残留相关标准与制度体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推进食品农药残留信息发布,加强消费者风险科学素养教育。     

努力提升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

没有正确的环境意识,就难以有积极的环境行为。随着我国城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城市环境治理的压力巨大,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进行治理,为此首先需要提升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但是,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存在诸多问题,诸如环境知识水平不足、环境态度水平不高、环境行为水平不强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居民受教育水平、职业分工的现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等因素不容回避。为此,我们要加强环保宣传、强化环境教育、推动政府严格履行环境责任,并努力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城镇化扩张与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

培育居民环境偏好,提高居民支付意愿是打破政府依赖,构建自下而上多中心环境治理模式,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辽宁省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建议应提高居民环境认知程度,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建立空气污染暴露-反应与居民医疗保险联动机制以提高居民支付意愿。     

国家安全视域下我国互联网宗教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互联网宗教快速发展,在拓展宗教传播渠道,便利信徒宗教生活的同时,也给宗教治理带来一定的风险挑战。互联网宗教传播风险涉及诸多领域,如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领域风险,增强风险辨识与防范能力,建立健全抵御宗教渗透常态化机制,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两道数字鸿沟及其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也变得日益复杂。中国青少年在互联网使用中存在两道数字鸿沟：一是“接入沟”,即家庭背景较好的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较大；二是“使用沟”,即家庭背景较好的青少年拥有更加健康和高效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两道数字鸿沟均对教育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接入沟”的影响表现为中介效应，“使用沟”的影响表现为调节效应。由于互联网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率较高，调节效应是当下互联网影响教育不平等的主要机制。在弥合互联网“接入沟”的同时不断缩小互联网使用方面的阶层分化应是未来公共政策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