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学政治性格的基本转变——汉初儒学的法家化

先秦儒学的政治性格是以“三代之治”为其精神源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不适应以法家学说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在汉初儒生通过对儒学进行法家化的改造,“援法入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并提出“三纲”、“德主刑辅”的思想,实现了政治性格的转变,从而完成了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契合,并实现了儒学的制度化。     

公共领域为本与公共价值先在——中西政治观念比较的一个新视角

中西政治观念都一贯追求公共性,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西方以公共领域为本,强调政治参与的普遍性与规则化,假定私利互动能够自动达成公共价值;中国坚持公共价值在先,强调将“全体民生之长久”作为政治生活先定的最高权威,以之决定具体制度。公共领域为本的政治观在理论和现实中与公共价值的达成出现明显断裂,理论界从公民理性和公民德性两个方向进行了补救,但有效性存疑。古代中国借“天”喻指公共价值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以君主专制式的集权政治承担公共价值的落实,并都有着内在困境。现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对公共价值进行科学化阐释,以使命型政党的领导为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组织方式,实现了公共价值主导的政治传统的现代化升级。     

中国儒学及其现代价值

一、儒学的创立与发展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首先把“仁义”作为儒学的最基本思想，开始了对人的最早反思，并广收门徒，在儒学上取得成就的弟子就有72人，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派，后世称之为“儒家”。儒家与当时的墨家、法家、道家等众多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一起被称为“诸子百家”。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孔子的弟子…     

《尚书》:为中华法系提供原型构架

《尚书》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先提出并系统论述“罪·刑”概念的上古文献。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仁”“礼”来概括儒学,而忽视先秦儒学对刑法的全方位论列,甚至认为“中华法系”源于后起的法家。其实,正是《尚书》,从法哲学的思考到国体、政体的制度性论证,从立法、司法、执法的基本原则到具体刑法条例的制定及其适用,从刑事犯罪到民事规范到司法诉讼程序,都有基础性的探讨。应该说,以《尚书》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中华法系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料和体系框架。     

西汉官员迁转条件探论

官员迁转是战国以后职官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时期,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者以对官员升降迁调为手段,实现对官员的赏功励能和奖优罚劣。根据对传世文献以及部分出土汉简材料的分析,西汉官员升迁之条件,除需具备功（军功、事功、劳功）或能（治理业绩、精通业务）等条件外,官员的精通儒术、品望出众、性格忠廉等也是影响其升迁的重要因素;官员遭黜降的重要原因则有因“坐”（官员违法违纪）,上奏不合君意和软弱不胜任等。受制于君主权威的西汉官员迁转管理,虽然在提高行政效率、巩固君主专制制度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圣”而“庸”：韩非思想中的君主与秩序

法家所关注的是一套客观化运作的官僚制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君主极高的个人品质,秩序的运作又追求最大程度的排除君主个人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导致法家在君主和制度之间徘徊.这在韩非由“圣”而“庸”的政治秩序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是其乃至整个先秦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深层结构.     

汉法律的儒学转向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尽管汉法律迟至唐代才最终完成儒学的进程,但在汉代已有儒学的倾向,诸如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的价值观念、以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解释法律条文和指导司法实践、儒生注释解说法律条文等。法律是法家理性行政的支柱力量,最初曾为儒家激烈反对,而从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学进程,一方面表明儒家向政治行政领域的积极扩张,另一方面则表明汉行政系统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吸收和消化。     

儒家学术思想的演变与终结

儒家学术归根到底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两汉以后的儒学,更是紧紧配合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生存繁衍的。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儒家学术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是如何紧贴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进行变化和改造的,它经历过辉煌发展的时期,在封建社会晚期又随着它赖以生存的制度的最后完结而走向衰亡,这就是它的历史命运。在清末,有人试图利用这件陈旧的封建思想武器完成资产阶级社会变革,在现代,又不断地有人站出来,提倡所谓新儒学,历史证明,这种沿用落后思想体系来完成历史新任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是注定要破产的。因此,对历史上儒学的思想统治及其终结进行总结,对于澄清人们对儒学的认识,警惕一些人在新形势下继续贩卖旧儒术,会有一定的作用。     

齐法家的政治观、道德观及其现代价值——《管子》探微

齐法家是战国时期活跃于齐地的一些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而又奉行法治主张的那部分学者的总称。通过《管子》一书,可以看出,在政治方面,齐法家提出了“制国以为二十一乡”的社会编制思想等治国主张;在道德教育方面,齐法家吸取了春秋时期管仲的思想,既重视道德建设的经济基础问题,也主张把“礼”、“义”、“廉”、“耻”四大德目作为“国之四维”来看待。平心而论,齐法家的思想观念在今天仍有值得重视的价值。     

谈谈“以法治国”

在我国历史上 ,“权”与“法”的矛盾 ,一直是治国为政者头疼的问题。毫无疑问 ,产生法治思想的久远 ,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骄傲。“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这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主张 ,在战国时代就提出了。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 ,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 ,建立了一套在当时颇为完整的法治理论。他主张法令一经公布于众 ,就具有不可违背的威力。“境内之民 ,其言谈者必轨于法。”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法律的效力。这些思想作为法家学派的理论 ,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追溯历史 ,它对中国封建统治确实产生过积极影响 ,并断断续…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始终把党性教育贯穿于党校教学的全过程

党校作为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在党性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当前,在党校教学中党性教育存在着对党性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性教育规律研究不多以及教育方式陈旧等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把丰富知识、提高能力与增强党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把党性教育作为党校教育的根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关于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思考

增强基层党组织发展力,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党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发展力包括发展民主的能力,统筹协调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维护稳定的能力和驾驭网络媒体的能力。"六种能力"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发展力的基本要件。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犯罪现场重建起止问题研究

现场重建作为全面再现案件经过的科学方法,在揭露和查明犯罪,排除犯罪嫌疑,保证侦查准确性和保障人权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愈来愈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相比西方国家发达的犯罪现场重建理论和技术,我国犯罪现场重建仍属于起步阶段,有关概念问题仍存在争议。文中就犯罪现场概念问题以及犯罪现场重建的启动和结束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

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其执政观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理论创新——永葆执政活力的理论之源;执政为民——永葆执政活力的阶级之源;发展兴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动力之源;依法治国——永葆执政活力的制度保证;从严治党——永葆执政活力的本质要求。     

论侦查终结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的条件的规定过于简单,并且将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一并表述,没有完全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条件的规定要求,不利于侦查人员及其负责人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应单独规定侦查终结的条件。即“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案件全部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