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词与晚唐诗的近亲关系——兼论正确解读宋词化用唐诗现象的文化涵义

北宋人填词化用唐诗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除苏轼、周邦彦二人词不限于用晚唐诗,其他词人则多对晚唐诗情有独钟。欧阳修、李清照词特爱用韩偓诗,秦观词喜用杜牧诗,贺铸词爱用温李诗。晚唐诗中不少名句甚至被宋代词人反复多次借用。宋人填词用唐人诗句,已成为普遍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但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却从不愿轻易这样做。这种现象反映了北宋人对于填词的游戏态度,也反映了宋人对晚唐诗的由衷欣赏,以点化唐诗来标雅炫博。有学者认为宋词化用唐诗现象反映宋人欲以词来“祈求名于时和名于久”,这是一种文化误读。     

辛派词人学苏及其词的“苏味”

苏辛词派,辛派词似苏词,固然表现在词风豪放及步苏词之韵而作,但更应看到的是,他们像苏轼一样,都有好庄子与陶渊明的趣味,从而其胸襟、性情与苏轼有一致的地方,自觉地将处世的通达与淡泊形于词,从而词风贴近苏轼,词的"苏味"自然而生。     

从苏轼咏物诗词比较看词与诗的分流

文章选取苏轼的咏物诗词进行比较研究。有深沉情感寓托的咏物词,是对比兴寄托类咏物诗的一种分流,并且与苏轼的贬谪生涯相同步;在分流的过程中,词与诗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比兴手法更为深微是咏物词区别于咏物诗的根本所在;正是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苏轼的咏物词保留了词体幽微要眇的情感特质与隐性起兴的抒情方式,从而完成了对词体的革新。     

周邦彦词与柳俗、苏雅

北宋词坛，柳俗、苏雅各自构体开派，但又未免偏于一端。周邦彦继之而来，取柳、苏之所长的同时救偏补弊，将词体引入更趋于成熟化、典雅化的发展轨迹。固然，周邦彦艺术上的开阔气度不如柳永，内容上的拓新境界逊于苏轼，但其词在表现形式上穷极工巧，既讲究言情之含蕴清丽、辞句之精工圆润，又着力于篇章之缜密变化、声律之谨严和婉，这是柳、苏词未能所及的。周邦彦词折中于柳俗、苏雅之间，另开浑雅典丽一派，亦雅亦俗而又去俗从雅，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审关境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称“清真，集大成者也”，客观地看，周邦彦词技巧功力之博大精深．实为北宋词集雅俗之大威者。     

涓涓细流汇成“大江东去”——苏轼豪放词风溯源

"词为艳科",词应以婉约为正宗,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虽历来就有争议,但却似乎是大多数词学家的共识.该文对苏轼以前豪放词风源流演变进行梳理探究,提出不同看法一是豪放词不是"别调",与"婉约词"的关系不是母体与变体的关系,而是兄弟或姐妹的关系;二是苏轼不是豪放词风的开山祖师,更不是"豪放词派"的首创者,而是扩大了豪放词的词境,开拓了豪放词的领域,是重要的承继者和发扬光大者.     

“路怒”司机成为隐形“杀手”

“人民”是当今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怎样理解这个时时见、处处见的词呢？ “人民”是集合词．这一集合．就淹没了成千上万的个体；“人民”是抽象词．这一抽象，就抽去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人”一旦被抽象为“人民”．就成了没有声音、没有面目、没有形体的幻影。就成了可以任意雕塑的大理石．可以把它雕塑成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也可以把它雕塑成铺路石，踩在脚下。在“大跃进”中，只看到“人民”起哄．看不到“人”的理智。在文革中，只看到“人民”在搞“多数人专政”．看不到“人”的尊严和权利。     

字字楚骚心——论船山词的骚怨精神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船山虽不以词名家，却在易代之际的文坛上援笔挥毫，以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含婀娜于刚健”的词风回应了时代的呼唤，而“嗣响离骚”的评价几成论者共识。但长期以来，对船山词骚怨精神的研究却一直停滞于一种既成概念。通过探讨船山楚骚精神的思想渊源、在词中的情感体现诸方面，使船山词的楚骚精神的内在旨趣都一一呈现出来。     

仁宗朝词坛新变及成因探析

仁宗朝词坛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成熟繁盛期。仁宗朝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仁宗朝词坛的兴盛和新变的产生。“无南北之异”的取士政策促进了仁宗朝词的兴盛；分别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中心进行的词学活动．促进了仁宗朝词坛疏隽与婉雅两种词风的产生：词之功能发展至仁宗朝有了极大的扩展。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大词人产生于仁宗朝，并不是偶然现象。对仁宗朝词坛新变的探析，对更好地把握词史流变、进行词家的个体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周传雄：沧桑归来风月杯

采访周传雄源自一次朋友传给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微凉盼记忆》。他知我喜欢苏轼的词，还特意留言说这首歌是以苏轼的《洞仙歌》为蓝本翻写而成的。听了这首歌才知道歌者是周传雄。实话说，对周传雄有印象没记忆。毕竟一直以来听的音乐大多是西洋摇滚乐、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中文唱片听来听去也就是那几张。     

张翥词艺词风析论

张翥是元代诗词大家，现存《蜕岩词》两卷。从词艺方面，张翥精通音律，多才多艺，在表现技巧上效法南宋姜夔一派，当属词艺的行家里手，堪为“一代之冠”；从词风方面，其主流倾向是清丽典雅，同时又具有萧散豪迈等多样风格，呈现出南北兼容的特色，在词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升华人格

无论因何而迷，被啥所迷，“迷”者，词中性而带有贬义，可解为分辨不清、失去了识别方向和判断是非之能力，如迷信、迷途、迷茫、迷失；也可释成醉心、沉湎于某种事物．产生异样的兴趣或过度之爱好，如迷恋、迷惑与迷魂。     

新世纪以来中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述要

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词学接受研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五个领域，即：对词人接受的研究，对词作、词集接受的研究。对词体、词统与诃学群体接受的研究，对词人词作对前代作家与非词体作品接受的研究，对词作为文学之体接受的研究。新世纪以来古典词学接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从一个侧面标示出我国古典词学研究的范围正在日益拓展。研究的对象正在日益丰富，研究的论题正在日益细化。     

论道学上清派与温庭筠词境之形成

作为“花间鼻祖”，温庭筠首开词为艳科的香软词风之先河，但同时，温词也呈现出委婉含蓄与清新疏朗之美。温庭筠词风的形成，除了与晚唐社会环境、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文化传承等有关外，道学上清派对温庭筠词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独特的成仙思想、修炼方式以及以女性为祖师的神仙崇拜等促成了温庭筠词“静境”、“心境”和“艳境”之形成。     

唱和词演变脉络及特征

词兴于唐，随着词体的形成，唱和词也应运而生。唱和词是贯穿中国古代词史的独特景象。我们把唱和词视为一个整体，梳理其渊源和演进脉络，分为发轫期、发展期、低谷期、兴盛期四个阶段，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探讨唱和词在各时期的题材和艺术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论刘辰翁“特以意高下”的词学观

刘辰翁作为南宋词坛的一位重要词人，不仅有大量词作传世，还有迥然不同于传统词人的词学观。他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词论予以反拔，高度赞扬辛弃疾“牵雅颂，人郑卫”的创作范型；主张词应具有与诗文一样的地位和功能，词的创作应不拘一格，以意之高下为先。这种独到见解对改变传统词论、提高词品具有深远影响。     

以歌妓为参照的词人身份——兼谈苏轼、柳永的自我选择

以歌妓为参照物,词人兼有词中的自我、词外的自我双重身份,前者指向娱乐生活,后者指向主体的精神境界,分别显现出词人游戏与严肃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二者的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苏轼是完美的典型;前者向后者的逾越是对社会的挑战,柳永的遭遇最典型。词人对后者的选择高扬了人类形而上的精神境界。     

融合词形态与词义中的融合概念

英语融合词在形态和语义中均体现了融合概念。形态上，截短两个或三个源单词形态，通过音位或字形的融合点或面将截短的词形融合形成融合词。融合而成的形态中，显现了多语域、多层面词汇的融合概念和意义。     

金代大定、明昌词新质探讨

金初“吴蔡体”开金百年词运,大定、明昌词坛正是沿着金初词坛的风格走向成长和繁荣起来的。金词在大定、明昌间融入北方地理文化的质素,因词传统的渊源和时代风气造就了雄健、旷逸、自然清新的多重风格,与之相适应的是词体表现形式的改变。     

词块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及启示

在词块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采用三阶段教学法：即识别词块、使用词块和巩固词块。在外语教学中，词块是词汇记忆的理想模式；词块学习有助于降低语言习得的难度，能够提高语言理解和产出的流利程度和地道性，提高学习者交际时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克服母语负迁移；有利于促进学生语法知识和语言使用能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