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论公民资格的构成

一般意义上的公民资格包括平等的公民身份、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共精神五个方面。平等公民身份维持着国家的公共认同,公民权利是公民在市场、社会和政治领域得到平等对待和个体发展的基础,政治权利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确保权利发展的基础,社会权利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保障,公共精神以公民责任为核心。这五个方面通过公民参与为国家的制度建构和政治认同提供连续性支持。     

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构建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取向，它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意识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与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前提。然而，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民的公共意识淡薄、政治认同感的下降凸显了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建构的紧迫性。     

互联网背景下公共精神培育研究

公共精神缺失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危机。以理性、公共参与为价值所在的公共精神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拓展了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为公共精神培育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产生于私人生活实践之中,只有在不断的公共参与、公共实践中才能养成,因此,公共精神培育必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创造公共生活空间。     

全过程民主视域下公民参与五年规划决策的机制优化

公民参与五年规划决策是全过程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也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公民参与规划决策过程仍然面临着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参与不足、评估监督与反馈机制不健全以及法治化不足等诸多挑战。面向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必须以全过程民主贯穿五年规划决策,发挥公民参与规划决策的主体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规划决策的治理效能,完善规划执行的评估、监督和反馈机制,推进五年规划决策过程的法治化建设,切实提升五年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网络时代的青年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培育

在大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影响之下,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的领域、内容、形式和主体动机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以网络为先导、自愿为前提、社团为主体、信任为机制、分享为目的的时代特征。互联网影响下的青年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培育具有内在的联系,可以通过青年社会参与来促进青年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育。     

论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的培育

当前我国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缺乏主要表现为公共精神缺失、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共参与认知不足和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四个方面。公共精神缺失的原因在于公共参与地位不平等、积极性不足、公共价值观认同度低与组织成员公民精神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的原因在于对社会责任意识认知不足、未能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组织意识和未能实现社会责任意识规则化;公共参与认知不足的原因在于对村庄公共事务认知不足、对当前村庄治理方式认同感低与治理主体意识不强;公共参与效能感不强的原因在于评价机制与反馈机制不健全。当前应从以下两个路径培育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一是拓展农民自组织的组织意识内容,培育农民自组织成员公共参与意识;二是细分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内容,明晰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意识培育具体路径。     

公民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困境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策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当前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面临民主化程度低、官本位思想严重、利益集团控制、制度设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公民参与能力低和社会缺乏契约精神问题,需要全面认清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现实困境,扫除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障碍,切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资源和分配公共利益的作用。     

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对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真正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消除政府供给机制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等。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政府要承担起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的决策者、管理者、监督者的职能，同时要注重研究和利用公民参与的主体组织形式、参与内容以及参与方式。公民参与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公民个人的参与、社区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参以及企业等营利性组织参与。参与内容主要有：参与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参与文化活动的举办、文化成果的创造、文化设施的建设；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公众参与的行为方式主要有：关键公众接触、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公民调查、由公民发起的接触以及协商和斡旋等。     

论公共问题治理的协商民主之选择

公共问题是社会综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大众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社会问题,其主要表现是社会关系失调和生态失衡。要想破解公共问题,仅仅依靠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很难显现出较为理想的效果。基于此,引入协商民主治理机制,不失为可行之策。协商民主契合了公共问题内在特征的召唤,在公共问题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提升决策的合法性、建立坚实的社会信任基础、强化参与主体的公共责任、培育公民精神等独特的优势。只有努力提高政府的自觉意识、强化公民个人的参与意识、增强社会主体的互动意识,不断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使多元社会主体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各司其职,才能真正达到公共问题的善治状态,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发展。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