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扩大了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参与.随着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以及中国国际角色的变化,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参与面临新的挑战和困境,有必要对目前的参与思路和参与模式进行改进和调整.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作用和实践看,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坚持传统的维和基本原则,发挥传统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应该超越以“修路筑桥建医院”为主的参与模式,在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参与,拓展与非传统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国未来的参与应该更广泛、更多样化,尤其是加强对维和建和政治和决策方面的参与,使维和建和实践中的“西方思路”和“中国思路”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浅议维和行动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利益价值——以海地维和为例

中国对海地维和行动采取了更加积极、更加务实的态度,因为它在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价值,有利于实现中国在海地乃至整个拉美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随着中国外交走向成熟,外交政策越来越务实和灵活,中国在今后参与维和行动上将会越来越注重利益价值或潜在利益价值的实现。     

"为和平而来"——解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目前,中国为联合国第十二大出兵国,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近几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积极姿态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参与维和的重点区域,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警惕与忧虑。因此,在新时期如何正确解读中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并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赴非洲维和警察心理健康状况剖析及其服务机制建设

我国警察参加国际维和任务已是常态化。维和警察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要承受一般职业从业者难以想象的心理负荷,经常处于心理应激状态,严重者会出现心理障碍。保证维和警察心理健康是维和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系统的维和警察心理服务机制具有重要的实战意义。     

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所持有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动因主要取决于维和行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表现及中国政府对其性质的主观认定。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将“联合国军”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持高度警惕,并勇敢地揭露其“侵略罪行”;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提防,采取冷静观察的态度;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主动参与维和;90年代至今,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持维和行动的代表性和活力,有利于维和行动未来的健康发展。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参与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而且实践主体在参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创新,形成了关于国际体系及其相互关系的新认知。国际体系对中国各种参与实践的回应,推动了中国新身份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不断通过反思和创新,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由此,在"参与实践"、"身份承认"和"秩序变革"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因果作用机制,用于解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文章将实践重新置于本体论的地位,实践生成话语和认知、造就身份和规范的本质属性,正是参与实践塑造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面。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进一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

中国特色的实践理论把西方的"实践转向"与中国的实践学说结合起来,以实践逻辑为中介,建立起"参与实践"与"身份承认"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于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国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外资源条件的推动下,发起了以话语实践、创新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的创建金砖国家机制的实践活动,凝聚了创建金砖国家机制和中国作为平等成员国参与合作并开展集体行动的共识,这一共识经过金砖国家机制加以确认,赋予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全新集体身份——拥有平等权利和对等义务的金砖国家机制创始成员国,并且随着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这一身份不断充实和深化。中国利用这一新的集体身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新作用,对国际体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