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再上新征程

2022年7月1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论《香港国安法》的原意解释

《香港国安法》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公布方式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在实施中作出关于《香港国安法》第14条和第47条的解释。《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其解释内容是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地法律解释体制中，原意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时通常使用的方法，这是由法律解释的制度功能所决定的。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以原意解释方法作出关于《香港国安法》相关条文的解释。     

国家整合的香港实践——以香港特区新管治主体产生方式变革为例

香港与内地同宗同源,但一个多世纪的港英殖民统治致使部分港人对古老中国的历史认同未能顺利转化为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九七”之后,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带来了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整合的思考。香港回归后经历过数次国家整合实践,其中既有成功的,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国家整合的实践过程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两者的产生方式本身也是香港特区国家整合的重要实践。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决定+修法”的模式完善香港特区管治主体产生方式。这是对香港特区进行国家整合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也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有力举措。     

韧性研究:对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

近年来,韧性研究在欧洲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被称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韧性转向"。在自由主义衰落的背景下,欧洲学者借助这一概念来反思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试图为西方国家在国家脆弱性治理问题上提供新的选择路径。本文介绍了韧性的概念和争论以及围绕这一概念的话语建构,并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韧性"一般是指行为体在面对内部或外部的震荡时所体现的适应能力,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安全治理,则意味着从被治理对象本身寻找可供使用的资源以运用于治理实践。韧性研究认为,理解治理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于成功的治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欧洲政治经济政策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崇尚市场竞争和限制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政策纲领,但是,在这种一般主张和纲领之下,依据市场竞争的自由程度和国家对市场干预程度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又表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讲,新自由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秩序自由主义、激进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新自由主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和遭遇危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显现逐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即它是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政策工具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使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推翻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反而使新自由主义获得"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     

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

政治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累积生成的过程。近年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者愈发倾向于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视自由市场为美国经济生活的最佳仲裁者;把信仰、基于信仰的知识和家庭视为道德准则和现实智慧的主要源泉;对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或任何把美国看作世界民族之林的普通一员的思想嗤之以鼻。大体说来,在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国家需要规制市场"的主张时,保守主义者强调,真正需要被规制的是个人,而规制方式应该是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活力和对信仰与家庭价值的长久忠诚。保守主义的这套原则与实践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也并不见得会为所有时代的保守主义者全盘接受。正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保守主义者才创造出一个基础广泛的政治运动,具备了足以行使国家政治权力的空间。     

七日谈

壹,香港地区国安法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全国性法律。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近日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学派对“弱国家”神话的解构

美国政治发展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深受历史学影响的政治学分支领域。近些年来,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学派的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美国行政国家发展的历程,否定了传统政治史中关于"早期美国国家能力弱小"的假说。该学派认为,国家能力的强大也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这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矛盾,相反,有效的国家行政能力与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结合,恰恰体现了美国国家建设历程和治理方式的独特性。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综述

全国港澳研究会于2021年2月在北京举办"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夏宝龙同志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论述,是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客观标准和要求,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爱国者治港"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前提。香港现行选举制度还不能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需要尽快加以完善,修补漏洞。     

香港特别行政区乐坛的前与后

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李克勤、陈慧娴、容祖儿、杨千嬅、炎明熹等28位歌手合唱,老中青三代,用这首歌,展现国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带来新机遇,鼓励年轻人把握机会,同心创建,让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路上,迈步向前。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香港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遇到的最严峻的政治局面,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这场风波清晰地暴露了一系列严重妨碍“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的因素和情况。这些因素和情况包括:国家安全漏洞明显、政治体制内“自由”和“威权”失衡、“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存在、香港“核心价值”并不牢固、部分香港人“亲西方、抗中国”固有心态、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香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的缺失。中央对此已有察觉,并针对部分因素和情况制定了应对之策,从而为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营造有利条件。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机关

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得到国际社会和香港本地社会的高度评价。本文阐述了香港司法制度的结构,包括法院的架构、规模以及双语法制;介绍了香港的法官制度,包括法官的任命和服务条件,法官的选拔、培训、考核和行为守则,对法官的投诉机制,法官的任期、薪酬待遇以及司法行政等;梳理总结了香港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义的制度保障。在“一国两制”的宪制安排下,香港司法也体现出特殊性。香港享有终审权,各级法院对基本法亦有解释权,但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基本法的解释,香港各级法院必须遵从。     

“一国两制”澳门实践:成就、经验与展望

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政权组织逐步健全并高效运转,具有自身特色的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民主政治有序推进,经济稳步转型发展。澳门的成功经验在于立足“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澳人治澳”与善用内地因素三对基本关系。随着“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坚持以辩证思维看待和处理“一国两制”涉及的三对基本关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与席位分配的内在矛盾

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各种讨论,都需要首先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问题,但是前期的讨论鲜有理论支持。结合数学研究的结论及美国和欧盟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的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原理。香港立法会选举在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方面的独特经历在于,本来有利于大选区的席位分配方式,结果反而不利于大选区。其背后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处理好席位分配公式、人口变动趋势、席位上下限和偏差大小之间的关系。     

The Politics of the Minimum Wage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recent introduction of a minimum wage in Hong Kong in 2011. Traditional welfare state theories had their origins in rich democracies. We refine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mi-democratic nature of Hong Kong. We argue that the legislation was initiated reluctantly by the business-friendly government under unfavour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Any subsequent concessions to labour were not attributable to labour strength or political oppositions, which were very weak. Instead, multiple miscalculations by the politically dominant business side allowed the labour movement to gain limited grounds throughout the struggle. We also apply our arguments to the case of Singapore, illustrating how welfare state theories can be adapted to less democratic systems.     

明防暗退——从香港保卫战前的部署看英国如何操作放弃香港

1941年12月日本进攻港英当局殖民统治下的香港,香港保卫战爆发前英国政府为了保全其帝国整体利益,对香港进行了战略性放弃,"明线"上表现出坚决保卫香港的姿态,"暗线"上却将主要军力撤至战略位置更重要的新加坡。英国在军事上放弃防御香港的同时,又拒绝通过不设防城市的方式避免香港受战火摧残,最终导致香港军民承受了重大伤亡,香港陷入日本的残酷占领和统治。     

The Making of a Corporatist State in Hong Kong: The Road to Sectoral Intervention

Extant Hong Kong studies have under-stated the corporatist nature of the Hong Kong state. From the 1980s, as part of its political strateg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helped to build a corporatist state in Hong Kong that incorporated various sectoral elites, leading to a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after 1997. Through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ehaviour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legislators and policy outputs after 1997,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s a corporatist structure introduced many sector-oriented demands. These sectoral representatives lobbied for favourable polices, increased representation for their sectors, and more state resources. This drove the post-1997 Hong Kong state to sectoral intervention, as resources were diverted to selected sectors, creating new legitimacy problems for the regime.     

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

以澳门和内地的客观现实差异,实现完全的法律统一,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和广东之间特别是澳门与珠海之间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协调和法律衔接创造了条件。澳门和珠海之间协同立法旨在充分利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权和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针对“一国两制”条件下澳门和内地互涉事务纷繁复杂、缺乏经验和范例、不确定的因素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先就互涉领域或需要法律规则衔接的领域的立法事宜取得共识,再通过各自的立法程序制定、修改法律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及其不利后果,因此,协同立法本质上是新型“法制协调立法”。     

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