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环境下对聂树斌案再审的思考——从新《刑诉法》第53条为角度

王书金对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供述引发了人们对聂树斌案的强烈关注,但是无论王书金是否是聂树斌案的真正凶手,对聂树斌的定罪量刑本身就是涉嫌违反《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本文以《刑诉法》第53条为视角,从证据的实体、程序和结论三个角度分析聂树斌案,并阐述由此引发的启动再审程序的一些思考。     

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及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证据，这无疑肯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证据效力。但是，该法第四十六条却又同时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条规定可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究竟如何？为此，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被告人口供的证据效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     

浅谈“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破对策

所谓“一对一”贿赂案件，是指贿赂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只有行贿人、受贿人在场，没有第三人现场目击，也没有其它直接证据的案件。此类案件的特点在于：1、直接证据只有行、受贿双方当事人供词；2、一般情况下直接证据中的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比例易出现相持态势，即：行贿人承认行贿但受贿人不承认受贿或受贿人承认受贿但行贿人不承认行贿；3、行、受贿双方当事人的供述不稳定，容易出现反复，     

被告人供认后的调查取证问题

被告人供认后的调查取证问题张德祥，徐传启，王尚升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     

如何正确运用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

科学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是审判案件切不可少的重要证据,它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作案人等方面都起着独特作用。如何运用尸体检验、鉴定书,主要靠审判人员对鉴定书的正确理解,并从具体案件的实际出发,全面分析,综合研究,做到既要尊重科学,又不盲从,合理的评定与使用其证据价值。从当前司法实践来看,正确掌握和运用尸体检验、鉴定书,笔者以为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论有供述案件的同一认定

有被告人供述的案件和没有被告人供述的案件,在进行同一认定时,其证据的质和量应有所区别。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它的小同一认定之和达到一定量时,就可推导出大同一认定,即人、事同一认定结论;而没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只有当它的小同一认定之和等于大同一认定时,才能作同一认定结论。     

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中6个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对技术性鉴定文件进行文证审查是一项由来已久的工作，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技术性证据的文证审查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在各类技术检验鉴定案件中，文证审查案件尤其是对法医尸体检验鉴定的文证审查呈逐年上升趋势。经统计，2007年以来我处共办理法医检验鉴定的文证审查案件138例，其中尸体检验鉴定85例，     

认真审查证据 确保证据的有效性

审查判断证据是办理各类案件的中心环节。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公诉人在法庭上负有举证责任，充分运用公安机关收集提供的和自行收集的证据去证明罪犯，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将犯罪嫌疑人起诉到法院之前，要认真地审查每一个证据，以确保其在案件中的证明作用。一、认真审查证据收集的客观性《刑事诉讼法》第４２条规定，证据主要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及视听资料七种，且同时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作…     

谈言词证据的特点及审查判断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并且将证据分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上述证据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其中以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本文要谈的是言词证据的特点及其审查判断。     

追查证据“保管链”,质疑证据之效力

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运用的证据有以下七种：①物证、书证；②证人证言；③被害人陈述；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⑤鉴定结论；⑥勘验，检查记录：⑦视听资料。其中需要保管的...     

台湾地区共犯口供的证据规则及其启示

广义上的共犯口供问题包括未共同审理的共犯的口供问题,以及在同一程序中审理的共犯或其它牵连案件被告人等共同被告的口供问题。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问题在台湾地区的证据法上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步清晰的发展时期。在台湾地区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共犯口供在其他被告的案件中作为证人证言,并要求补强证据;对于共同被告则可经程序分离而进行证人的证据调查程序,并且其口供同样也需要补强证据。对于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的处理方式体现出台湾地区对严格证明法则的重视,对被告人程序权利保障的加强,也反映出口供在证据体系中地位的降低,但依然存在一些难题未能解决。台湾地区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的证据规则能给大陆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Commotio cordis: A case report of a fatal blow

Commotio cordis secondary to a blunt blow to the chest wall can result in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and sudden death in children. While it is commonly reported in adolescents during sporting activities, it may result from non-accidental trauma especially in infants and younger children. We report a case of a 6-month-old baby boy who presen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cardiac arrest. The patient's hospital records, postmortem imaging, and the autopsy results were reviewed. External examination of the infant did not reveal any evidence of trauma. Postmortem imaging revealed multiple healing posterior rib fractures and a metaphyseal corner fracture, both considered fractures highly specific for physical abuse. The autopsy revealed a structurally normal heart with no microscopic abnormalities. The infant's father confessed to hitting the child on the chest after which the child became unresponsive. Given the constellation of postmortem imaging and autopsy findings in addition to the father's confession, the child's death was ruled as a homicide secondary to commotio cordis. Since there are no structural and microscopic abnormalities in the heart autopsy in cases of commotio cordis, timely on-scene investigation and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regarding the mechanism of injury are required to make this diagnosis.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non-accidental trauma is crucial and can prevent further abuse in other siblings.     

公安机关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中遇到的问题研究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改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部的诉讼制度,对公安机关执法产生了重大影响。2014年广东省警察协会成立了调研组,就公安机关贯彻落实新刑诉一年多来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主要存在犯罪嫌疑人翻供拒供案例明显增加,审讯工作难度增大;证据意识薄弱,执法办案不规范;警察难以适应出庭作证的要求,素质有待提高;涉案财物管理薄弱,物证保存困难;精神病人犯罪现象突出,强制措施难以落实;徐辉案效应不容忽视,存在翻案压力等问题,且成因也较为复杂。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主动适应,不断提高办案工作规范化,进一步推进新刑诉法的实施。     

论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

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多用作视听资料,证明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从而忽略了它由于记录了口供及其非文字信息而具有的作为口供证据的功能。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包括通过查看同步录音录像,发现案件线索,找到案件侦查突破口,也包括作为口供证据直接证明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使用可以更好地解决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证据缺乏的难题。为实现上述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应当提高侦查人员分析判断同步录音录像的能力,积极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供述证据使用,避免法官在查看同步录音录像时的认知偏见等等。     

我国诉讼监督的一个难点及其破解——析“严禁”语境下的刑讯逼供

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均严格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却禁而难止,因刑讯逼供受到查处者为数不多,以致刑法第247条几近虚置。究其原因,一是刑讯逼供合法性的顽固观念妨碍了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查处;二是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发现不及时;三是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监督尚有缺位。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转变司法理念,改善检察监督执法环境;其次,建立顺畅、有效的检察监督机制;再次,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的刑事责任进行立法重构。     

“正谲折狱”与中国传统的诉讼理想

"正谲折狱",作为一种取证文化,在古代有其突出的特点。"正谲折狱",它是获取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特别是获取被告人口供的一种方法。它包括"正"术和"谲"术两个不同层面。郑克认为"鞫情之术,有正,有谲。正以核之,谲以擿之。术苟精焉,情必得矣。"作为一种与刑讯法相对的取证方式,这种相对平和的诉讼模式背后其实反映的是"限制刑讯"以及"狱无淹滞"的诉讼理想,这和古代社会"罪从供定"的司法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再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我国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再完善。     

规范语境下口供补强规则的解释图景

补强规则中的口供是指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被告人供述,补强证据是口供外的其他法定证据,与口供没有同源性。借鉴域外的“罪体标准”和“可信性标准”,根据补强对象的不同可将口供补强模式划分为罪体印证补强模式、隐蔽性证据(细节)补强模式和口供事实补强模式。我国不宜采口供事实补强模式,但可结合罪体印证补强模式与隐蔽性证据补强模式,将补强对象范围限定在“结果、犯罪行为和主体同一”三个客观面。三个客观面的补强意味着案件事实认定上的两大效果:一是可判断“犯罪已发生,该人有参与”,以降低假案冤案出现的风险;二是口供的可信性得到补强,所涵盖的主要犯罪事实可推断为真。然而“部分为真则全部为真”的推断逻辑仍不免产生质疑,但口供补强规则是定罪规则,并不排斥仅有口供仍可认定案件的部分事实或情节。当然,为确保口供补强规则适用的可靠性,可从口供合法性以及供述动机等外部保障机制再行审查。     

智识互转：印证规范解析

我国刑事证明的印证模式突出表现了如下特点,系争内容由不同来源的证据提供同一性印证、证明程度排他性要求可能促成采用灵活性取证手段等。《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之中有多处关于审查证据、采信证据和对全案事实认定的＂印证＂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如下特点：需要印证的对象——主要针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容易因为出庭而出现反复的证据形式以及间接证据;印证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庭审中翻证、翻供以及作证资格缺陷和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效力问题;印证的条件错综复杂,而印证的效力有一种法定证据制度的痕迹,同时又因为其语言模糊而可能存在滥用裁量权的嫌疑。针对印证规定的限度,第一,需要把以量取胜和依靠主观真诚和正当程序为基础的以质取胜相结合;第二,需要把靠证据说话与辩论、说理和质证等形式的意见之争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