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商业补贴案件的刑民界分难题及纾解

骗取商业补贴案件罪与非罪的争议背后涉及“处分目的落空或重大背离”的刑法理论，而实务中办案人员对此并不熟悉或尚未充分理解，可能导致诈骗罪成立范围的不当扩大。因此，有必要从财产损失、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和民事救济可能性等方面对骗取商业补贴案件的诈骗罪成立范围进行合理限缩，从而更合理地界分刑民关系，为准确认定此类行为提供具有实务操作性的理论指引。     

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获取财物的定性分析

在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获取财物的案件中,无论是顾客还是商家,都没有将顾客应付钱款支付给行为人的认识和行为,对于钱款将进入行为人账户完全不知情,因而缺乏成立诈骗罪的关键要素——受骗人的处分行为和处分意识,不成立诈骗罪.由于行为人获取商家财物的手段,在本质上属于秘密窃取,并且无论是在社会观念上还是在所有权意识上,至少在顾客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钱款属于商家所有和占有,行为人通过秘密手段将商家的财物转移为自己非法占有,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应当成立盗窃罪.对于这种盗窃行为的特征,可以用隔时犯理论来解释.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界限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界限的标准只能是犯罪构成,即两者的犯罪构成不同是区分界限的标准,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都可以作为两者的区分标准,但犯罪主观方面不能作为具体的区分标准。要构成合同诈骗罪,不仅要看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更要看行为是否侵犯正常的市场秩序,但有无合同并不是区分两者的唯一标准,在签订、履行非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实施了诈骗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犯罪主体方面,合同诈骗罪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而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再论财产罪保护法益

在刑法理论上,对所有权人采取盗窃、诈骗、抢夺等非法手段取回他人合法占有的本人财物是否构成财产犯罪观点不一。此类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但背后涉及深层次理论问题。研究此类案件的价值有两点:一是从宏观层面上讲,法律人按照刑法理论和刑法规范得出的结论无论多么符合逻辑,如果与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不相符合,是以法律人的解释为标准处理案件,还是以社会一般人的正义观念为标     

贷款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修订刑法规定了"贷款诈骗罪" ,从刑法的执行及此类案件发生的情况看,贷款诈骗罪规定有两点须从立法上完善。一是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时有发生,所以应将单位规定为该罪主体。二是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贷款诈骗罪须以"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但判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很困难,如果增设"虚假陈述的贷款诈骗罪"可解决这一困难,并有效惩治贷款诈骗犯罪。     

也论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性质——与刘明祥教授商榷

ATM机内的现金由银行事实上占有,信用卡持卡人在法律上占有信用卡记载的现金,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不可能成立侵占罪;不能依照德国、日本刑法有关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规定,解释我国刑法中的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信用卡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殊类型,机器不能被骗;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不是成立信用卡诈骗罪,而是成立盗窃罪;此外,我国刑法没有必要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犯罪主体的完善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不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诈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实践中,使用欺诈方法,如编造贷款理由,使用虚假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等方式,以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达到1万元以上的,可以构成本罪。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实践中对于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出现了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该罪的主体是否应当包括单位主体。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贷款诈     

网络支付环境下盗窃罪适用扩张的路径、弊端及其限制研究——基于司法裁判实践的分析

近来,在涉及网络支付的刑事案件中,盗窃罪的适用呈逐渐扩张趋势.其扩张的路径包括:盗窃罪对象范围的扩大化;将盗窃罪适用于利用支付系统故障、支付系统漏洞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将盗窃罪适用于诱使被害人实施无处分意识的网络支付的行为等.盗窃罪在网络支付领域适用的扩张造成抹煞与诈骗罪等相关犯罪之间的界限、实践中对同一类型行为的定性出现分歧、行为性质的解释结论不符合通常的社会观念、量刑过重超出国民的一般预期等弊端.对此,可以从合理界定网络支付环境下盗窃罪的对象范围、坚持盗窃行为方式的“秘密性”、承认无处分意识的诈骗的合理性等方面限制盗窃罪的适用.     

非法使用信用卡在ATM机取款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再与刘明祥教授商榷

"机器不能被骗不妨碍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的观点难以成立;将<刑法>第196条中的"冒用"、"使用"限制解释为对自然人使用,是体系解释的结果,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相反,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不一定是合理解释;信用卡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殊类型;对案件事实的归纳,应以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指导;非法使用信用卡(包含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取款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此外,我国刑法没有必要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     

诉讼诈骗罪的理论探讨:从概念到犯罪构成

立于诉讼诈骗的行为空间和行为目的,则可提出的诉讼诈骗罪的定义是:诉讼诈骗罪,是指以占有他人财物或其他"不法目的",以伪造证据等手段而实施虚假的民事讼诉或行政诉讼,情节严重的行为。对财产等其他社会秩序和司法秩序的"复合侵害性"构成了诉讼诈骗罪的本质特征。诉讼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对应着"双重被害人"的"复杂客体",而其犯罪客观方面则可从行为空间和因果关系等方面予以把握;诉讼诈骗罪的犯罪主体逻辑地包含着单位,而其犯罪主观方面则是一种具有特殊构造的"双重罪过。"     

论诈骗罪基本犯的未遂形态

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基本构造由欺诈行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被害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失去控制的财产数额较大这四个方面构成。相应地．诈骗罪基本犯的未遂形态就应当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为．被害人并未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第二种形式为，虽然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失去对财产的控制．但该失控财产的数额并未达到诈骗罪中数额较大的标准。由此，诈骗罪基本犯既遂与未遂形态的区分标准应当为失控加数额较大说。1996年关于诈骗罪的司法解释对于诈骗罪基本犯既遂与未遂形态的区分标准采取的是“占有说”。这并不恰当。2011年关于诈骗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中没有涉及诈骗罪基本犯的未遂形态．对这一缺憾有待于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加以弥补。     

“单位诈骗”的认定

行为人A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国家扶贫资金，其行为已经符合诈骗罪的基本构成，可以认定为诈骗罪。这种认定的直接法律依据是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罪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根据《解释》的规定，     

公职人员离退休后处分单位财产的行为定性——非公身份经营行为与职务行为的界限辨析

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犯单位财产的行为认定，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只要主体适格，并在犯罪客观方面符合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该行为或构成贪污罪或构成挪用公款罪，亦或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等等。但是，对于离退休后的公职人员处分单位财产的行为认定．学界一直没有定论．实践中有的定罪处罚．有的按照民事纠纷处理。鉴于实践中此类案件时有发生及司法处断上的困惑，本期《中国检察官》特邀请学者和司法官们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以期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转移他人支付宝钱款行为定性分析 ——兼论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竞合关系

转移他人支付宝账户钱款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中虚构事实与财产处分的特征。在该过程中，支付宝平台没有选择可能，只能根据支付指令转移资金，不符合诈骗罪被骗主体有处分财产选择权的教义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款，论证转移支付宝资金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有循环论证之嫌。实践中从他人微信账户中转移资金、通过偷换商家二维码获取非法利益、从他人股票账户中转移股票、从他人财付通账户中转移钱款等非法行为，一般都依照盗窃罪进行定罪量刑。盗窃罪与诈骗罪不是法条竞合关系，但可以构成想象竞合关系。     

合同诈骗罪与表见代理之共存及其释论——一起盗卖房屋案引发的刑民冲突及释论

房屋买卖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方式宜作扩张解释。被认定为诈骗罪的被害人不一定是最后损失承担者。刑法上认定合同诈骗成立,不必然导致民事领域该合同无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及房屋产权归属,应适用民法相关规定。同一案件中,刑法上的合同诈骗罪与民法上的表见代理可以并存。刑法侧重于对反面破坏行为的打击以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秩序,民法侧重于正面的设计制度以引导交易安全、高效进行,这种差异导致在财产犯罪、重婚罪、合同诈骗罪等领域出现刑民冲突的表象。刑民调整方式各异,但最终之价值目标却相同。     

谈谈合同欺诈民事行为和合同诈骗罪的区别

在经济生活中,合同纠纷的案件很多。在诈欺性的合同纠纷中,对于哪些属于合同欺诈的民事行为,哪些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实践中并不易区分。由此,可能导致有些案件被错误定性和处理。所以,正确区分合同欺诈民事行为和合同诈骗犯罪,是非常必要的。 合同欺诈行为和合同诈骗罪之所以难以区分,原因在于二者在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客观表现上都有相似之处。在主观目的上,行为人都有取得不     

浅谈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与审查起诉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狡猾、不易识别、涉及面广、数额巨大、危害严重的诈骗犯罪。在诈骗类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对审查起诉的要求也在逐渐增强。众所周知,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以构成普通诈骗罪为前提,却又与普通诈骗罪有着显著的区别,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的数额没有达到各合同诈骗罪的要求,而达到了普通诈骗罪的要求,那么就应当认定为普通诈骗罪。所以,在对诈骗类犯罪案件进行审查起诉,应首先明确各类诈骗罪的认定及定性,从而保证审查起诉的质量。     

论事后的非法占有目的

取得型财产犯罪均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产生于占有事实形成之前,但现实生活中也有在占有事实形成之后才产生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对事后产生的非法占有目的不应一概予以否定。根据占有事实的形成所通过的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事后产生的非法占有目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实施非构成要件行为占有他人财物后产生的非法占有目的;另一种是通过实施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占有他人财物后产生的非法占有目的。对于前一种非法占有行为可以认定构成侵占罪,对于后一种非法占有行为,可以认定构成盗窃罪、诈骗罪等。     

醉驾行为出罪路径的刑法教义学阐释

从醉驾行为入罪的教义内涵、经济性以及社会治理效果三个方面来看,为醉驾行为保留合理的出罪空间具备正当性。醉驾行为的刑法教义学层面的出罪路径主要有以下四条:一是行为不符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对于行为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论证,应否定抽象危险反证的研究范式,对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应进行实质解释;二是行为不符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对于以隔夜醉驾为代表的行为不符合主观构成要件情况的判断应聚焦于对故意要素的规范解读;三是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但书之规定;四是行为构成可以出罪的正当化事由,具体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救行为和法令行为。     

侵入他人股票账户盗卖盗买股票行为的定性分析

《人民检察》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刊出之案例讨论,对于被告人罗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有七种不同的意见,分别认为罗某的行为属于盗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合同诈骗罪、诈骗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主张罗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理由较为充分,其他意见难以成立。一、被告人罗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应以盗窃罪论处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或者盗窃公私财产数额较大的行为。对于本案来说,认定被告人罗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关键,在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