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的权利属性及其内涵

劳动权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享有的与资;手平等自由地订立劳动契约,通过让渡自身的劳动力使用权以获取工资报酬的权利,它包括劳动者的就业择业权、劳动力市场交易权、劳动契约缔结权等。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契约过程中,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已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按照劳动契约要求必须履行的约定义务。劳动者在向资方提供劳动给付的过程中,作为合同当事人享有获得工资报酬的契约权利,作为劳动者则享有人格尊严权、人身安全与健康权、休息权、财产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等基本权利。     

劳动者维权案件激增职场女性须维护自身特殊权益

随着《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劳动者维权案件激增，其中涉及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争议案件也呈现上升趋势。男女劳动者在追索劳动报酬及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金、主张加班费等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基于女性所具有的孕育后代的特点，法律对这方面的待遇进行了特殊的规定。     

劳动抗辩权初论

劳动抗辩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在性质上属自力救济权。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不过在劳动立法中却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合同法》可以提供此种法律依据。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一些障碍，应有针对性地予以克服。劳动抗辩权是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具有效率高且成本低的优势，其行使效果表现为暂停提供劳动，但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则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由个案看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

劳动争议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劳动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劳动争议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妥善处理这些争议,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势必影响劳动者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合法权益同样需要加以保护,以便其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因此劳动争议要求合法、公正、及时处理,以防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矛盾激化,产生不应有的后果。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又称劳动争议处理体系,是指由劳动争议处理的各种机构和方式在劳动处理过程中的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所…     

农村中老年女性的照料劳动及其权利困境

在农村经济模式和人口结构变迁中,照料劳动日益成为中老年女性的家庭任务。然而,在承担繁重照料劳动责任的同时,农村中老年女性群体面临着严重的相对贫困及权利保障困境。造成此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的女性权益保障法体系主要以“社会劳动”为切口展开,但忽视了照料劳动对农村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束缚。这一缺陷导致农村女性在“照料惩罚”效应作用下,难以获得实质性就业平等,并在农村家庭转型的冲击下面临进一步的权益减损。因此,相关法律制度的改进需要考虑农村女性面临的全周期交叉弱势,在充分认知“农村——女性——老年”交叉弱势危害的基础上,将照料劳动纳入法律保护与调控的范畴。这需要法律制度在承认照料劳动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手段优化照料劳动的分配机制,以保障照料劳动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论日本“不当劳动行为”的法律构成

日本的不当劳动行为是指雇主对劳动者和工会的团结权的侵害行为。不当劳动行为的责任主体是雇主,目前有根据劳动关系的实际状况对雇主性质进行判断的倾向。不当劳动行为主要包括不利益对待和拒绝集体谈判两个方面,前者是指雇主以劳动者加入和组建工会,或者进行工会的正当活动为理由对这些劳动者进行解雇和其他不利益对待;后者是指雇主没有正当理由,对工会的集体谈判加以拒绝或进行不诚实的集体谈判。劳动者或者工会因雇主的不当劳动行为受到权益侵害时,可以通过行政机关的劳动委员会实行行政救济,或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裁判所进行司法救济。     

论兼职劳动的法律规制与立法完善

兼职,又称第二职业、兼差,指同一劳动者同时从事两个以上时间上并不冲突的工作和劳动。兼职会形成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同一劳动者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存在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的现象。大多数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与劳动者自由择业权保护之间     

滥用职权罪与公民权利保障

滥用职权罪与公民权利保障廖增昀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刑法通过犯罪预防，对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护公民权利不受来自其他人的非法侵犯；二是保护公民权利不...     

论中国的团结权立法及其实施

团结权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这一权利应该在劳动立法和法律实施中进一步完善。完善中国的团结权立法,应该坚持劳资权利对等的基本法律原则,任何一方不得享有特权。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权利,而影响和侵害劳动者团结权的主要问题是雇主介入和控制工会的现象。     

工作权之再认识——与劳动权相比较视角下的展开

在将工作限定为职业从属劳动的前提下,工作权意指劳动者所享有的,获得就业保障和职业安定的权利.工作权与劳动权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工作权是劳动权体系内的核心权利之一.工作权可以划分为未就业者的就业权以及已就业者的职业安定权.就业权是指未就业的劳动者在寻求建立职业从属劳动关系的过程中所享有的,获得国家就业辅助以及自主、平等就业...     

法律衡平与劳权保障：现代劳动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相对于用工者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其与用工者在订立与履行劳动契约过程中,实质上是以法律的形式平等掩盖了双方的实际不平等地位.这就要求现代劳动法应以约束和规范用工者劳动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立法价值取向,要在法律上形成劳动基准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劳动监察制度,运用法律手段衡平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的劳动法制建设而言,同样需要我们做到劳动立法、司法与执法工作并举,形成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机制.     

女性退休年龄的宪法学思考

退休性别歧视案虽然不是一个宪法案件,它是一个劳动法上的争议;但是引起了我们对女性退休年龄的宪法学思考。从平等原则、私法公法化、法律家长主义视角出发,女性55岁退休的规定是法律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措施,是合宪的。我国宪法规定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退休制度实质上是对劳动义务的豁免,是一项不以现在的劳动作为对价就可以获得报酬的制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项对劳动者的保护制度,女性不能放弃法律对自己的特殊保护。     

“和谐”与“稳定”之辨——劳动者辞职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劳动合同法》针对“劳动合同短期化”问题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经济补偿金的适用范围，以此强化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但同时却没有对劳动者的辞职权进行合理的限制。这种制度设计没有充分照顾到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平衡，忽视了“和谐”的内涵。为此，应当修正目前劳动者辞职权制度对劳动关系矫枉过正的规定，减弱法律的刚性，实现劳动关系的动态平衡，使“和谐”与“稳定”的价值追求相统一。     

略论服刑人员人格尊严权

人格尊严权指人之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应当受到社会和他人起码的尊重的权利。对此不论是国内法律还是国际法律均有规定。被拘禁者享有人道待遇和人格尊严权是对禁止酷刑的重要补充。在我国对服刑人员人格尊严权的保障已具备了各项基础,应注意的是：要树立尊重服刑人员人格的理念;注意对服刑人员平等权的落实;在具体规定上要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尊严权;注意对涉及服刑人员人格尊严的一些具体权利的保护。     

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实现的困境与法律保障

工作权是女性最基础的权利,我国女性工作权的实现遭遇诸多困境。现有的立法不仅无法提供女性平等工作权实现的条件和保障,而且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女性平等工作权实现的障碍。要确保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必须完善现有法律。     

劳动关系多元化与农民工非典型劳动者的法律保障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雇佣关系进一步多元化以及非典型劳动的迅速发展。在我国,农民工大多从事非典型劳动,因其不适用于劳动法,因而如何在多元化的劳动关系下保障其权利就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以"从属性"为基准,判断农民工非典型劳动者的性质和法律地位,重新界定"劳动者"的范围,分层次对其进行法律保护是解决农民工劳动权保障问题的崭新路径。     

论劳动者的罢工权

在法律上承认和规范劳动者的罢工权,防止非法罢工,不仅有利于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罢工权不是孤立的,劳动法领域中的罢工权,是劳动者的一项劳动权利,是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权利（团结权）、集体谈判的权利密不可分。劳动者享有法律所保护的合法罢工权。罢工基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局限于劳动关系领域,并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在法律上确立劳动者享有合法的罢工权后,如何保护依法罢工的劳动者的利益是法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劳动者罢工权是否能真正享有的保障。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劳动者罢工权,但当罢工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的时候,罢工权就应该受到限制。     

加强监督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自去年6月《劳动合同法》颁布并在2008年1月1日实施以来，我省各级政府及劳动保障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作为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提出要求，明确任务，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在《劳动合同法》宣传培训、推动我省各类用人单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强化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工作起步良好，取得初步成效。     

我国过错解雇制度的不足及其改进 ——兼论《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修改

我国过错解雇制度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立法者和学界对过错解雇的法理基础认识不清，过错解雇的本质是劳动者严重违约时用人单位的救济手段，所以过错解雇的实体性条件应该是劳动者严重违反了劳动义务或者附随义务；第二，封闭式列举的立法模式导致了不周延、滞后、僵化等问题，为了兼顾确定性和灵活性，应该转变为开放式列举，在列举典型解雇事由之后增加一个兜底性条款；第三，行使过错解雇权的除斥期间缺位，仅适用权利失效理论仍有不足，应该明确规定为期三十日的除斥期间。基于以上思考，可以设计出《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具体修改方案。     

论作为核心劳工标准之一的集体谈判权

在劳动法律体系中,集体谈判权并不是一项单独的或孤立的权利,而是劳动者权利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它与罢工权和团结权共同构成了“劳动基本权”。集体谈判权的组织保障是工会,集体谈判权的行动保障是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