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之完善

我国《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明确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正是由于我国刑事立法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在法学理论研究界和司法实践界都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这种状况是不利于立法理论的统一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因此,明确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罪过形式的规定,通过修正案、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完善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必要的细化从而减少在生产、作业中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保障生产、作业的安全.     

“复合罪过形式”质疑

新刑法颁布以后,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复合罪过形式” 的理论主张,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对“复合罪过形式”的理论主张提出了五点质疑,认为,如果在刑事立法上确立了复合罪过形式,那么,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理论将变得不科学,并导致立法上的罪刑不相称、混乱;在司法上,很容易导致适用刑罚不公,从而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     

区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最终方案

我们要想理顺罪过中各种要素的形态,避免认识因素或意志因素越俎代庖的现象,必须在罪过之中还情感一个名分,给情感一席之地.当罪过理论之中确立情感因素的一席之地后,发现罪过理论中原先存在的所有问题随即迎刃而解:越俎代庖现象消失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得到了清楚的区分.     

破解疏忽大意过失罪过性的两难之题

对当前流行于世的各种说明疏忽大意过失罪过性的见解进行认真的推敲,充分表明在传统罪过理论的语境中,疏忽大意过失的罪过性实在是一个两难之题.立足于疏忽大意过失是有意识的前提,通过分析其罪过性不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最终得出,情感因素是疏忽大意过失心理中唯一值得谴责的心理因素.     

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

基于结果加重犯是一个犯罪行为、只能有一个罪过形式的认识,以罪过情感概念为分析工具,可以进一步确定结果加重犯完整的心理活动: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有认识,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认识;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放任的意志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没有意志;对基本危害结果的发生持乐见其成或不排斥的情感态度,对加重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     

罪过的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心理事实,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浓缩了认识、情绪情感、意志等全部心理过程.认识、意志因素是罪过的常规因素,情绪情感因素是罪过构造中的排除因素.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属于意识,疏忽大意的过失属于前意识.注意能力与认识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用"注意"来描述过失的构成.     

复合罪过的论理分析

＂复合罪过形式＂的提出冲击了关于罪过形式的通说,突破了＂非此即彼＂罪过形式的思维定势,显示了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有机互动的强大张力,为我国罪过形式理论的科学演进提供了借鉴。     

要素分析模式之提倡——罪过形式难题新应

我国刑法中一些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存在极大争议,我国学者提出了严格责任说、复合罪过说、客观超过要素说、罪体—罪责—罪量说、主要罪过说等理论方案加以应对,但是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复杂罪过形式认定难题的症结之一在于整体分析方法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其无法实现罪责的精确化,也存在着罪过形式认定基准的混乱.美国《模范刑法典》的罪过立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要素分析新路径.在中国刑法的特定语境下,应当采取要素分析法与整体分析法相结合的模式,以更好地应对主观罪过形式的认定难题.     

论罪过形式的“知欲构造”——兼论酒后驾车连续撞人事件的罪过定性

＂知＂和＂欲＂可以被分别用来对应罪过理论中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知＂和＂欲＂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知欲构造＂可以用来对罪过形式重新进行分类,而疏忽大意的过失将不属于罪过形式的一种。用＂知欲构造＂对罪过形式所作出的重新分类将有助于在刑法立法上适度紧缩犯罪圈和刑法司法上实现刑法的基本价值。     

二元罪过形式选择型犯罪之罪名探究

二元罪过形式选择型犯罪是刑法修订后新创制的犯罪类型,是对依罪过形式把犯罪区分为二元罪过形式分离型犯罪与二元罪过形式混合型犯罪之传统的突破。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了该类犯罪在其刑事立法进一步完善前的罪名确定问题。     

过失危险犯质疑及其理论归属

过失危险犯违反过失犯罪的基本理论,其实质是故意犯罪,不应以加大业务过失犯的处罚为理由设置过失危险犯。我国刑法没有过失危险犯的立法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罪状中的危险应从刑法规范论的角度进行理解,不能望文生义。针对一些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造成危险状态的行为的归责问题,立法不应设置过失危险犯而应设置新的抽象危险犯类型。     

论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对不追究刑事责任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可分为三种情形,但《刑法》第201条第4款中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未归属其中。现行刑事立法在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中概念不统一,《刑法》在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方面不当缺位,已有的规定也较为粗糙,《刑事诉讼法》缺乏特赦令执行的程序规定,我们有必要完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立法规定。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底限正义”——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路的质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它一方面认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性,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同时,“底限正义”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法与行政法的一体化建构——兼论行政刑法理论的解释功能

刑法与行政法的界域与衔接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法学界的疑难杂症,一方面导致出现法律空白和社会控制乏力,另一方面导致刑法的不断修正和重刑主义抬头。惟有通过对行政刑法理论追根溯源,把握其核心意旨,厘清秩序犯、行政犯以及刑事犯的关系,并根据它们的异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才能对刑法、行政刑法以及行政法进行一体化建构,完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处罚与刑罚属于性质迥异而又密切相关的两种法律制裁措施。为了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规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可以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加以完善。一方面,统一立法的内容,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转化程序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和调整两类法律的衔接工作,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工作机制上的统一。     

计算机犯罪及其立法和理论之回应

计算机犯罪尤其是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巨大差异 ,对于现行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及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形成巨大冲击 ,同时也造成传统刑法理论与现实犯罪态势的冲突 ,导致立法和理论略显滞后。对国内立法、国际刑法与刑法理论以及刑事司法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惩罚和防范日益猖獗的计算机犯罪是当务之急。     

刑事审判前的合作模式——以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为讨论范例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发展历史表明,刑事审判前的程序中存在着一种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由于它对传统审前程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所以遭遇到来自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责难。为使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模式获得正当性,西方国家作出了相应的程序设计与安排。我国的刑事立法既有支持合作模式的因素,也有限制性因素,司法实践中既有成功的典范,也有失败的例子。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对审判前的合作模式应该持慎重的态度。     

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及主体

在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上 ,学术界存在主观说、客观说与折衷说的论争 ,本文通过对其主要观点的述评 ,从法律文本与立法原意的关系 ,客观说与罪刑法定的关系 ,刑法的安全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利益比较三方面论证了客观说的合理性 ,同时也对传统的客观说进行了修正。关于刑法解释的主体 ,本文从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入手 ,结合现代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指出刑法解释的主体仅限于可作出规范性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和作出个案解释的各级审判委员会和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