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批判与重建

原因自由行为涉及了近代的责任原理和构成要件理论之间的相克矛盾。本文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困境入手,旨在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通说提出批判和重建。文中认为通说存在逻辑前提不当、违背实行行为理论、限制责任能力情况下无法解释适用等缺陷。     

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建构类型的分析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存在多种建构类型,笔者认为,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继受关系,为了统一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基础,认为以例外模式与构成要件模式为基础,论及创造的折中模式,而各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及缺陷。     

论原因自由行为的涵义及其可罚性

原因自由行为是大陆法系刑法学的概念,它丰富并且补充了刑法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其中尤以涵义本身和＂可罚性＂充满争议。本文主要介绍了原因自由行为涵义和可罚性中争论的各种观点,并且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应该包括自陷限制责任能力的情形,在肯定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的同时,针对原因自由行为与＂责任原则＂的冲突,提出＂应该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视为一个行为进行评价就不会与责任原则冲突＂的观点。     

论原因自由行为中实行行为的着手问题

对于原因自由行为中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应当坚持"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为内容的责任原则。"结果行为说"与"两分说"因与责任原则存在冲突而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利用行为说"基本上是妥当的,应将原因行为认定为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实行行为。并可以将原因自由行为作与间接正犯相似的理解,原因自由行为类似于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工具实施犯罪的间接正犯,对其实行行为的着手,需要能够看出实现犯罪的现实危险性。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问题浅论

"原因自由行为"的相关理论在刑法学理论中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地位,它既与罪刑法定原则密切联系,又与责任原则内容戚戚相关,而这两个原则都是刑法的基础。原因自由行为重点考量的是行为人在进行结果行为时的状态,这种状态的产生是由于行为人有责任能力时的行为所带来的。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视角出发对原因自由行为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原因自由行为的本质内涵。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学说的介绍分析,试找出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根据。同时探讨原因自由行为相关理论对于我国刑法学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领域的重要意义。     

论原因自由行为概念之除去——对责任主义的一种尝试性审视

责任的本质在于非难可能性,是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的非难。一方面,应是对行为人符合构成要件行为本身的非难（法益保护的手段）。因为在一般意义上,违法行为后的逻辑后果便是结果的无价值;另一方面,是对行为人造成的符合构成要件结果的非难（法益保护的根本目的）。因为行为人对由于其不法定向行为意思致使法益侵害或威胁这样一种结果的无价值。即＂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中的责任应当是对法益侵害的结果或威胁这一整体法律后果（当然包括行为）的非难,而非仅仅局限于对行为人实施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定型行为的非难。在刑法理论通说已经将责任与行为同在中的＂行为＂限定为＂实行行为＂的情况下,通过对责任主义本质的另一种不太谦虚的尝试性重新审视,以行为人主观面的不法定向作用来决定行为的不法色彩,并在法益保护的结果无价值立场下,对不法定向行为（原因自由行为）进行归责判断,从而除去原因自由行为之概念。     

刑法视野中的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西方一个颇具争论的问题 ,它对传统刑法理论原则具有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我国应以此理论为基础 ,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 ,修订并完善我国的刑法典。     

大陆法系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根据探讨

原因自由行为，从构造上看，由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构成。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理论，不同学者的分类学说各有千秋，从原因自由行为的实行行为存在于原因行为还是结果行为，分为原因行为说和结果行为说；从着眼于“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坚守原则还是弱化原则亦或是主张原则的例外，分为原则维持说、原则修正说和例外说。本文认为，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继受关系。为了统一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基础，认为以例外模式与构成要件模式为基础，论及创造的折中模式。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运用及修改建议

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重要刑法理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指刑法应对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关于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严谨,因而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引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并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吸毒行为是否系原因自由行为——原因自由行为的本面目及罪过形式探讨

本文案例启示:原因自由行为指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一时陷入丧失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原因自由行为是德日精确化刑法体系的概念,与我国刑法中醉酒负刑事责任的立法根据完全迥异。同时,意见分歧对立的实质是价值选择的不同,从我国当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之论证

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中的行为理论,在原因自由行为中,结果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因行为才应当被认定为实行行为。     

论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

相对于认定故意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有诸多疑难而言,在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之中承认原因行为的实行行为性并没有太多争议。但无论如何,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至少在表象上有别于一般的过失犯,其特点就在于可以划分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这两个阶段,而在结果行为阶段又的确是丧失了责任能力甚至是行为能力。相关判例印证了在自陷无责的情形中构成要件模式的正确性,即原因自由行为实质上并不是一种需要特殊归责的构造,而只是一种现象上有独特之处,但完全可以被包括在一般的归责形态(无论是过失犯还是故意犯)之中的说明形式(说明实行行为到底在何处)而已。要成立过失犯形态的原因自由行为,关键在于如何在具体情况下认定行为人的过失心理,它可能有三种表现形式。     

中国船舶物权登记对抗主义的实际运行与匡正

对船舶物权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仍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例,但在登记对抗主义的具体表述上,摒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法律先要求＂应当登记＂,后规定＂未登记,不得第三人＂的做法,同时将第三人明确限定为善意第三人。这一本来更符合登记对抗主义真义的表述,却引发了海事海商实务部门较普遍的疑虑、困惑和担忧。这既暴露了长期以来学界在理解登记对抗主义上的纷争和分歧,也暴露了司法实践中一般理念和做法与登记对抗主义真义的偏离,同时还说明不仅在船舶物权变动,而且在其他采登记对抗主义的物权方面,均缺乏对登记对抗主义真义完整、准确的解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43个样本案例,描述、总结当前中国司法实践中船舶登记对抗主义的实际运行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登记对抗主义的真义探寻,针对司法实践中涉及登记对抗的典型判断,就如何对其予以匡正提出意见和看法。     

Actio Libera in Causa

The actio libera in causa doctrine, as originally formulated by various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concerns the imput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actors for actions unfree in themselves, but free in their causes. Like our Enlightenment counterparts,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of criminal law, as well as most Western legal systems (both common law and civil), allow that persons can be responsible for acts that are not free when performed, provided they were free in their causes. The actio libera doctrine allows us to impute unfree actions to persons, provided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the conditions of unfreedom that characterizes those actions when performed. This doctrine seems to be instantiated in a great many actual legal practices. But I argue that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importantly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doctrine itself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aw. On the one hand, the actio libera doctrine allows us to waive the voluntariness requirement that is generally needed for criminal li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it disallows defendants to appeal to defences they would otherwise be entitled to use to block liability, if they culpably created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defence. The first case involves rules of imputation, while the second concerns culpability, and justifying the actio libera doctrine therefore faces different challenges in the two cases.     

论侵权法上因果关系与过错的竞合及其解决路径

因果关系与过错的竞合是现代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理论向主观领域扩张的结果，二者竞合的实质主要在于“可预见性”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中的理论安排，当代欧美侵权法在此呈现出两种模式。“相当性”与“可预见性”之间在因果关系层面的相互替代性是德国模式的合理基础所在，但是，德国模式却极易导致适用上的混淆或误解。在二者竞合问题的解决路径中，以过错的“可预见性”替代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是最合理的方案。根据“相当性”或“客观可预见性”回归过错的基本思路，必须建构和强化过错的二元结构和“法律上的可预见性”理论。     

德国国际私法关于识别的理论和司法实践研究

德国国际私法认为，识别源于对冲突规范所使用之“体系概念”的解释，发生识别冲突的原因在于内、外国实体法存在体系差异，内国实体法体系中存在漏洞，内国实体法和国际私法之间存在体系差异。在识别冲突的解决上，存在法院地说、准据法说和独立识别说等三种主要理论。在德国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地说占据主导地位，但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独立识别说，作为法院地说的必要补充。采用独立识别说时，法院一方面要对冲突规范中的体系概念进行广义解释，突破其在内国法律体系中的内涵范围，兼容外国法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从法律体系、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外国法制度进行比较法分析，以确定其功能和目的。如果能够确认该外国制度和内国某一体系概念在目的和功能上具有对应性，就可以将该外国制度纳入该概念，从而拓展冲突规范的适用范围，否则就必须发展新的冲突规范加以应对。     

施米特对魏玛宪制的反思及其政治宪法理论的建构

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是其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体系的重构成,也是魏玛德国国家法理论流派中极具挑战性的一支.施米特理论具有明确的魏玛宪制处境,基于对魏玛代议制之思想基础、制度安排与实践表现的全面批判,重申了民主的同质性原理,弱化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程序属性,为其政治决断论、绝对宪法论和领袖护宪论的连贯性理论建构提供了历史和思想前提.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以其独特的政治概念和宪法概念为逻辑支点,以非常政治为情境预设,以政治同质性和单一领袖人格为理想目标,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具有浓厚的政治神学背景,缺乏可资借鉴的“转型原理”,但在政治宪法核心概念与分析体系上具有重的思想和方法论启示.     

刑事诉讼中司法认知的规制

诉讼证明是针对案件的“中心事实”,而大量的“背景事实”通常无需提出证据予以证明。这可以通过司法认知得以认定。比较美国和德国刑事诉讼的司法认知规则,两者基本相同,但也略有差异。从诉讼制度传统出发,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体例,将司法认知确定为两类事实,一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类是法官因职业关系已知的事实。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之概念澄清——基于“给付”概念的中国法重释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法上争议颇多。在探讨＂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前,应首先在民法上澄清＂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我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理解受到德日的混合影响,但并未察觉德日对不当得利的理解路径是不同的。德国学说通过物权行为等理论构建,奠定了＂给付＂概念的基础,并进而明确了＂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日本法基于自己的判例构建了与德国形似神异的不当得利学说,其＂给付＂及＂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与德国法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当得利的＂名不副实＂。我国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应继受日本异化的不当得利理论,应根据我国现有民法制度重释＂给付＂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为其证明责任的确定奠定基础,也为其他诉讼法问题的解决奠定民法基础。     

期待可能性理论超规范化的反思——以学说、判例史的考察为中心

从大陆法系的学说、判例史上考察,期待可能性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在德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在日本,虽然理论的通说肯定这一观念,但是在实务上采取了极为保留的态度.因此,考虑到这一观念对应的时代和社会的非常态性,以及该观念同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这一理论不应作为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但这不妨碍其作为超法规的量刑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