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对立统一

围绕法的确定性不断出现争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否不相容,法律是否必须以牺牲不确定性为代价换取确定性。这是当代法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命题。本文认为:法的确定性为非确定性判断提供了一个视角和参照,但不能一概反对法的确定性,应在法律的确定性中寻求不确定,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法的确定性是必要和根本的,法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实在的必需。不确定性不但是必然存在的,而且它是确定性必要有益的补充。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立统一的。     

论反倾销法的不确定性--以反倾销实体法为视点

法律概念与法律原则的确定性是法律应有的属性,法律的确定性也是法律发展的目标.但是,作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保护国内产业的反倾销法,却由于其自身的性质和规律,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产业正常、经济形势等各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大量的不确定性.然而,从客观上分析,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并存的,尽管确定性是反倾销法追求的目标,但其不确定性也有自身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论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崇尚法律的确定性,是西方法学界一个悠久的学术传统。20世纪以来,西方法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转而强调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法律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包括法律标准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司法人员个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等四个方面。无论是法律的确定性,还是法律的不确定性,都是相对的,而且,二者都蕴藏着一定的社会价值。     

法律的不确定性与法治的可能性

法律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法律合法性的丧失和法治理想破灭。法律体系必然包括不确定的法律。法律不确定性与法律的客观性是相容的。主流法律理论并不必然坚持法律的确定性立场,但是必然坚持法律的客观性立场。法治理念的经典阐述者富勒、拉兹和菲尼斯都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他们都没有把法律的确定性列为法治的要件。法律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法官在疑难案件中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并创制新的法律。只要不确定的司法判决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可预测性,即使法律是不确定的,法治理想的实现也是可能的。     

不确定法律语言的救济

法律与语言的关系极其密切,法律离不开语言。有些语言天生存在着不确定性,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增强。法律语言的不确定主要是因为语言的模糊和歧义造成的。法律语言的抽象范式与具体案件发生的实然形态具有天然的距离,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法律规则适用的弹性,但是也在消解着法律的确定含义。消除法律语言的不确定,维护法律的确定性,需要从多种途径入手。需要依靠语言探究法律的确定性,通过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维护法律的确定性,规范使用法律语言保障法律的确定性。     

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及其实现条件

20世纪西方法理学经历了从法律确定性向法律不确定性的转向，以“唯一正确答案”为核心的法律确定性难以成立。然而，这并不会影响法律确定性所追求的限制权力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恰当阐释的法律客观性观念可以作为法治的基石。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适当的法律推理思维方法、成熟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三者的共同作用将为法律推理的客观性的实现提供保障。     

论不确定性对法律的基本建设作用

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认识对象的无限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不确定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生活必然面对的基本问题。法律,是人类为克服不确定性而拣选出来的应对手段之一。籍此,把义务,尤其是不能为的义务作为社会主体的行为边界,并通过发展法律的一般性特质来构建确定性的社会生活的作法一直左右着法律治理的理念和实践。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使法的确定性出现了问题并遭遇批判。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一种相对的态度和立场将有利于我们在重建现代化的努力中深化对法的确定性的关切,重塑法的确定性权威,并在反思性认识基础上坚持一种融汇了经验和理性的法治之路。     

法的确定性及其相对性——从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

法的确定性由法的外在确定性和内在确定性构成。法的外在确定性指法为人类提供秩序化的、有序性的社会生活。法的外在确定性是法的功能所在 ,是法的首要价值。这是由资源稀缺这一事实所决定的。法的内在确定性指法自身的确定性 ,包括法作为社会规范以明确性、普遍性和强制性为特征 ,以及法以行为为对象。法的内在确定性是法的外在确定性得以实现的前提。法的确定性的相对性在法的外在确定性和法的内在确定性两个方面都存在着。这是由人的需要的某种不确定性、客观世界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并存、法实现确定性的能力的有限所决定的。法的确定性问题同时涉及了关于法律的三个元问题。     

《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及其平衡

法律的确定性有利于人们形成稳定预期，从而理性的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与其他法律相比，我国《反垄断法》的许多规定具有不确定性。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修改建议。希望减少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但笔者认为．不确定性固然会影响人们的稳定预期，但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对此有必要作深入的、理性的探讨。     

审判委员会法律组织学解读——兼与苏力教授商榷

组织功能在技术层面上由组织结构保障。审委会纵横交叉的"十字形"组织结构,决定了它不具有以苏力为代表的社会结构与功能论的解决疑难法律问题、抵御行政干预、提高法官素质等"对法官的功能",但具有降低不确定性风险的组织功能。这种降低风险的方式是以不确定性来应对不确定性,以牺牲司法确定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审委会是中国法院的一种反司法的制度。     

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

人们所争论的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西方法理学对此颇多争议。否定论认为法律及其推理都是不确定的，因而无“正确的法律答案”可言；肯定论认为，作为整体的法律在实践中是统一的，也是确定的，最佳的法律判断就是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折衷论则主张把法律及其推理的确定性立基于程序的保障和合理商谈的实现，从而协调法律的确定性和判决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本文从法律知识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全面分析和评价这些理论观点，并明确指出，法律及其推理的确定性是法治的理想之一，是权利保障的必然要求，但它们亦含有不确定的因素，而人类正好可以利用其不确定性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一个问题史的考察

法律不确定性命题是在各流派的相互批判与辩驳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和推进的。法律现实主义在对法律形式主义的反动中确立其法律不确定性命题;其理论面向上的承继者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在与哈特、德沃金提供的旨在克服法律不确定性问题的两种不同方案的辩驳中论证其不确定性命题;而其经验面向上的承继者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在批评批判法律研究运动理念化倾向的基础上论证其经验性研究进路。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怀疑主义”,是一种对现实的确定性的寻求。     

关于罪刑法定的再思考

作为现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价值的不容置疑使其赢得了太多的美誉。但当我们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其在实践中的命运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由于法律的不确定性，罪刑法定并不是对适用法律的具体的、直接的指导，它的意义主要的是体现在观念的层面。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法律确定性的程度来满足罪刑法定的实践需要。     

行政再审困境中的突围

法是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规范,但法律规范的边缘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且其内容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法律必须与日益变化的文明状况相适应,而社会的义务就是不断地制定出与新的情势相适应的法律。一部法律,对于法律制定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来说,可能是确定的。但是,社会总是向前     

对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予以确定化之途径——以警察盘查权的启动条件为例

考察发现警察以"有违法犯罪嫌疑"——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为由来行使对行人的盘查权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基于比例原则、公众的要求等理由,相对合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但也会出现难以忍受的情况,因而需要对这一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予以确定化。通过考察美国、英国和我国的实践,可以看出对这一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予以确定化的途径主要有:通过立法或解释技术来建立相对清晰的内涵结构,以便获得相对的确定性;通过求助于案例解读技术进一步推进确定性,将裁量误差校正到可以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通过诉诸文化的和系统的集体作用来最终解决不确定性或裁量问题。     

简论审判中的法律推理

一、审判中法律推理的意义 推理是从已知的事实（判断）推导出未知的事实（判断）的活动。在制定法即成文法为主的国家里,制定法是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基本前提,但法律本身具有相对不确定性的特征。法律条文主要是由法律概念组成的,法律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法律概念的相对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形成依靠的是立法者的抽象思维,立法者依靠科学的抽象思维固然能够制定出相对符合实际的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使它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另一方面,法律概念在反映客观事物时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即法律概念的相对不确定性。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只能在自…     

略论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以清代司法为例

中国传统司法有无"确定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澄清司法"确定性"的含义和标准。本文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存在确定的法律吗？一一个西方法律思想的梳理

法律的确定性，被称为是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的三大理论基石之一，法律的确定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了解，第一：法律条文的可确定性；第二，法律推理的可确定性，而从法律推理的可确定性出发，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法律判决的确定     

刑法思维的理论分野及其思想资源

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其学术标签虽似对立,其自我证立的思想资源却是共享的,二者都是在“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交织下展开的。而在两种刑法观的历史论辩中,双方最终都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论辩导向实践理性。如果说形式,里性致力于寻求法律的确定性,实质理性渴求于彰显法律的灵活性,那么,实践理性则倾心于构建法律的适应性。以“适应性”理论来检视两种刑法观的学术论争,我们会发现,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真正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是否坚持刑法的形式要求,而在于对“形式”的具体判定。求同存异之下,“适应性”理论似乎能够解释两种刑法观共同的努力与贡献。     

马克思法律观概览

<正> 一、问题的提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理学(或法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尚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力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律思想的研究还十分薄弱,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这一重要的法学学科至今仍未建立起来。这对于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是很不相称、很不适应的。为了保证我国法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很有必要大力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律思想的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着重探讨马克思的法律观。把马立思的法律观作为一个整体考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困难很大的课题。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面广量大,思想材料异常丰富。马克思的法律思想散见在他的大量著述之中,并且往往同马克思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