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与数字弱势群体的国家保护

数字技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背景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技术对社会群体的“区隔”，形成了“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经历了“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的内涵迭代，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数字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主体能力弱化、红利分配不均、网络空间内话语权失衡等困境。在法律层面，数字鸿沟对平等、人格、自由等基本权利的实现造成差别化的影响。有效应对数字鸿沟带来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问题，需要国家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明确国家在宪法上的保护义务，并且为国家义务的落实提供指引、约束与评价路径。面对数字弱势群体免于被歧视、自我发展、免于受支配的权益保护需求，国家不仅要尊重公民的媒介平等权，审慎克制地履行其消极义务，同时也应当积极进行法律制度优化，保障个人的给付权与分享权，系统性回应数字弱势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国家保护义务的贯彻与落实，一方面需要淡化个人自决权观念，强调平等权保障，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对公共管理及服务的数字化进程进行约束；另一方面需要对数字弱势群体及数字鸿沟成因进行精准识别与评估，通过立法进行制度具体化，采用强制与激励兼备的规制策略，协同多元主体进行整体保护。     

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与国家的尊重义务

防御权功能是劳动权的首要功能,以防止国家权力的干预、为公民创设"自由空间"为旨趣。公民劳动权的起始之处,即国家权力的终止之所。防御权功能属于"主观权利"范畴,公民享有"不作为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尽管我国《宪法》未规定劳动自由,然而,从"事实"与"规范"二维度看,防御权功能亦是我国劳动权的题中之义。劳动权的防御权功能之实现仰赖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的"尊重义务"。尊重义务是劳动权保障的根本义务,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尊重义务的主体,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尊重义务的主体资格。     

公民养老权涵义论析

养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养老权的权利主体是60周岁以上的公民,养老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养老权的内容包括生活保障权、医疗保障权和受赡养扶助权.养老权具有普遍性、资格性、基础性、社会性、综合性的特点.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     

知情与保密:私权对公权的信息悖反——以美国保密法为例

在民主社会中,知情与保密是公民的一项互为呼应的基本权利,人民享有不受干扰自由取得各种信息并进而请求提供信息的权利。政府的产生是公民权利集合的结果,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有权主动知悉国家运作过程中的管理信息。政府作为最大的信息收集者与拥趸者,有义务提供充足且正确的信息以保障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但当这些信息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时,应当授权政府免于公开秘密信息。公民的知情权与信息保密权的悖反心理及矛盾情状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愈演愈烈。以美国保密法律及制度为范式,系统探究美国知情权与保密权结合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保密制度的借鉴和启示。     

社会权概念界定之批判与重塑

当前学界对社会权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内涵—价值分析"、"外延—规范分析"两种路径。虽然以上分析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但它们都没有完整揭示出社会权概念的本质特征。社会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立基于对尊严与平等以及社会经济领域公民适当生活水准的价值追求。国家义务作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重要工具性指标,其分别涵括尊重、保护和给付三种义务类型,但在逻辑上,尊重和保护义务只是给付义务的逻辑衍生。在外延上,社会权并非意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国情因素制约,各国宪法对于社会权的规定并非整齐划一。我国宪法层面上的社会权主要包括适当生活水准权、劳动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以及受教育权等。     

论公民社会权

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积极法治观念下 ,社会本位逐步替代了个人本位。公民社会权也随之在各国宪法和一系列国际公约中获得广泛承认。但由于公民社会权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权和自由权利 ,对其性质定位和国家不能保障实现产生何种法律后果 ,需深入研究。我国公民社会权在平等实现和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问题 ,亟待修宪予以完善     

适足住房权实现之国家义务研究

适足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的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和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的权利。它主要包括:居住权、安全与健康权(或称舒适权)、住宅公平权、住宅隐私权、住房选择偏好权、住宅救济权以及住宅不受侵犯权和自由处分的权利。人权实现与国家义务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对于人权的实现国家既具有消极义务,更具有积极义务。我国政府在公民适足住房权实现上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从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四个方面对国家义务进行分析,使之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和可行性。     

论公民住房权:权利内涵及其实现之道——以长沙市为个案分析对象

住房权是一种新型的权利形态,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住房权是生存权的必要内涵。在适当住房权方面,国家有普遍认可的"四个层级的义务"——尊重、保障、促进与实现。保障我国公民的住房权必须从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入手。     

社会权视阈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如何有效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是落实数字人权并达致数字正义的重要步骤。当下“数字弱势群体”权益法律保障并未从公民基本权利出发来选择妥适路径,这成为制约权益保障实效的“元问题”。须由社会权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的理据有三：社会权对弱者的救济、社会权的数字化拓展以及“数字弱势群体”权益与社会权的契合。在具体操作中,一方面,依照社会权的任务为权益保障设置阶段目标,既维持数字化生活的“最低水准”,实现数字红利分配正义,以及从个体救助转向普惠福利;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权的功能以为权益保障提供路径指引,既在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和受益权指引下,构造国家的尊重、保护和给付义务。     

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权利·义务:现行宪法社会权的理解与反思

公民社会权的实现必须有国家的积极作为。宪法文本对公民社会权的制度供给,如果欠缺相对应的国家义务制度反馈,则公民社会权的实现便会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社会权的实现程度检验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促使社会权的实现的途径法治化、完整化,调和权利与义务之间出现的失衡状态,从权利与义务结构——功能的角度而言,不仅对于公民有尊严的生活,而且对于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感情法益:谱系考察、方法论审视及本土化检验

感情法益自19世纪末的谱系演变表明,援用哲学、心理学的既有成果尝试定义感情,或立足于法益论的基本立场预设可被保护的感情类别,并非妥当的方法论路径。基于感情背后是否存有可回溯至宪法的基本权利这一立场转换,"不真正/真正感情保护犯"的二元筛查架构当为可行的思路。据此,"何种感情值得刑法保护"不应是一个预先判断的命题,感情应为个人或社会法益亦非是一个前置性论断。死者虔敬感这一既往被认为具有社会属性的感情法益可被证伪,其实质在于公民生前人格权的辐射保护;英雄烈士所承载的社会集体感情虽为共同价值观之表征,但在我国刑法第299条之一中仅作为依附于逝者人格权的罪责增量。安全感法益本身亦与社会秩序无涉,而是经公民的意思形成自由之受益权功能最终到达国家保护义务。     

论“入宪”后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再完善——对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13条的再思考

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两个规定之间的关系。财产权保护的法理依据应当是财产取得方式的合法性而不是“所有制”的优越性。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条款应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而非总则的“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立法上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时要既体现“平等保护原则,”又处理好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为增强法律实效,实践中应有效限制行政权力,进一步放宽对私营企业市场准入限制。培植尊重私产和正当程序的宪政观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社会公正,兼顾自由竞争与公平分配,对完善宪政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制度非常重要。     

数据治理法律路径的反思与转进

数据已成为数据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和企业之间竞相争夺的战略资源。当前数据法律规范体系正处在理论构建阶段,数据法律规范严重滞后于数据产业的发展,并引发诸多的数据纠纷。理论上,依靠传统财产权路径,尤其是创设绝对权性质的数据财产权成为数据治理的主要选择,但此路径面临着诸多问题,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构建仍前途未卜。数据治理合同路径更契合当前数据经济的发展,在实现数据流通与商业模式创新上更具灵活性,其本质是数据许可合同的规范问题,应成为数据治理的重要法律路径。我国数据治理合同路径应当构建以数据许可合同为一类典型合同作为数据时代的基础合同,并参照国外相关立法实现此类合同的专门立法。     

环境权立法的困境与出路

环境权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 ,一开始就面临许多困境。实际上 ,环境权体现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职责。它已经不同于法学界过去惯常所宣称的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对等性 ,而体现为权利义务的错位和不对等性。我国应该走环境权宪法化、具体化和公民权化的道路。     

医疗行为秩序的刑法规制

医疗行为有序开展能够让医患双方预科到各自的行为将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后果,使人们在医疗行为活动中有一种被实现的预期,带给人们以安全感。刑事法律制度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对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中,其通过对严重损害就诊人员生命健康权益的医疗行为规制,及去刑化的理论探讨,体现了刑法对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通过对医疗行为中行为人刑法规制的限制性规定,体现了刑法对医务人员工作权益的保护。突显了刑法最终保障公民权益的根本目的。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Citizenship,Belonging and Attachment in the ‘War on Terror’

The ‘war on terror’ has had an enormous impact on citizens’ legal rights and legal status. Using data from interviews with British Pakistani Kashmiri Muslim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change to citizens’ legal rights and legal status in the ‘war on terror’, the legal dimension of citizenship, has impacted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citizenship. Through denoting legal rights, equality and status the study revealed the powerful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police in shaping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the legal dimension of citizenship. The paper explores how changes to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legal status and legal rights are instrumental in shaping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citizenship—participants’ sense of loyalty, belonging and attachment to their British identity and their Islamic identity.     

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海外中国公民保护的性质演进及进路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民走出国门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在国外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而如何保护其权益则是我国必须思考的问题。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保护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不仅是国家的一项权利,更是一项义务和责任。目前,我国在保护海外公民权益实践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因而有必要在我国实行外交为民、执政为民的理念下进一步完善海外公民权益保护的策略,以切实保护其权益不受它国的非法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