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中隐私权的保护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个人信用征信势在必行,而在个人信用征信过程中,存在着信用信息的流动与隐私权保护的矛盾冲突。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平衡这对矛盾,但是笔者认为还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完善隐私权的一般规定、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个人信用活动的具体规则,才能真正保护个人信用征信中的隐私权。     

论个人信用征信视野下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公民的个人信用度在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重要。建立个人信用征信体系是维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的重要举措。在建立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过程中，防止个人信用的不当使用侵犯公民隐私权成为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本文指出针对我国现行个人信用征信隐私权保护现状，我们应当加快立法填补法律空白、明确个人征信制度中隐私权的具体保护措施，同时加强征信监管，建立完善的信用隐私保护法律体系。     

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法学思考

个人信用征信是解决我国目前信用缺位的有力手段。为了使征信体系得到较全面的法律支撑,需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个人信用征信体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本文就美国和欧盟对个人信用征信的法律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我国有关立法现状,从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隐私权和促进个人信用征信业发展两个目标出发,对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体系提出了立法制度构想。     

浅议中国个人信用法律体系的建构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进入高度发展的阶段。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核心内容。立法规范个人信用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介绍我国个人信用法律体系的现状，分析当前我国个人信用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并对建构我国个人信用法律体系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个人信用法制建设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的个人信用法制建设存在个人信用立法滞后、现行法规不完善、信用法律约束和保障机制乏力、个人信用行业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必须在制定信用制度基本法的基础上,出台一系列个人信用法律法规,同时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个人信用制度的相关规定,确保我国个人信用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     

我国个人信用法制建设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的个人信用法制建设存在个人信用立法滞后、现行法规不完善、信用法律约束和保障机制乏力、个人信用行业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必须在制定信用制度基本法的基础上，出台一系列个人信用法律法规，同时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个人信用制度的相关规定，确保我国个人信用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     

个人信用征信过程中的隐私权的保护

个人信用征信过程中如何避免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和用户利用便利条件侵犯个人隐私,成为个人信用征信法律制度建设中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本文从个人征信过程中的法律关系和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现状探讨加紧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征信过程中隐私权保护立法的重要意义,对完善我国个人征信过程中隐私权保护提出了具体的法律建议。     

试论民商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的现实融合修改

信用是无形的财富,是国家信用结构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能够证明以及检验人们信用状况的重要根据.当前我国个人的信用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在运作期仍存在某些基本问题制约着其满足经济和社会建设发展的是时代需要.本文主要通过着眼于民商法为研究切入点,探究个人信用体系的基本现实价值和表现,讨论民商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进行现实性融合中存在的主要障碍,以期为推进个人信用体系的完善和使其和民商法实现最佳的融合提供有效的借鉴意义.     

个人信用评分的地方实践与法律控制——以福州等7个城市为分析样本

作为一种声誉机制,个人信用评分是地方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如今却陷入泛化与滥用危机。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个人信用评分可以分解为信用信息归集行为、信用分计算行为、信用分公布行为、信用分应用行为四种阶段行为。福州等7个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个人信用评分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可能严重影响公民的个人信息自决权、言论自由、平等权、信访权等合法权益。因此个人信用评分不能脱离法治轨道而任意创设和应用,应当从个人信用评分的法律框架、技术标准、程序规范以及救济机制四个方面着手建构一个系统性的法律控制机制。     

个人信用信息开放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一个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使个人信用信息开放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问题凸显出来。征信体系克服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但也对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法律作为一项平衡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在个人征信体系的运行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个人征信体系对个人信用信息提出了既要开放、又要保护的制度需求,一个个人信用信息开放与隐私权保护平衡的法律制度体系亟待建立。     

信用权之反思与重构

对信用权问题的解答必须回归到对作为客体的信用本身的认识。信用的理论界定和实践表达证明,信用是关于主体客观上的履约能力和主观上的履约品质的综合评价。从评价性人格权客体的外在性出发,信用作为与被评价人相分离的外在之物,作为一种“评价的他者”,与被评价人的人格利益并没有必然联系。正确的逻辑应当是剥离人格与财产,将原本属于名誉的人格利益的部分交还给名誉,信用只剩下财产利益部分。信用所蕴含的财产利益能否成为一项单独的财产权利,视各国法政策要素与法律科学要素间博弈的不同情况结果会有不同,但至少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的分析表明,该“信用”条款所保护的不是一项特定化的权利,而应归属于一般化财产利益或纯粹经济损失范畴。     

信用本质:经济要求权的实现——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

肇端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级抵押房贷危机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迅速、广泛、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以至思想。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扩张与发展,不仅使监管者、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都陷入风险定价迷失之中,更因为在危机链条环节,不断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将法律关系中的信用主体模糊,使得虚拟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比照实体经济中信用构成要素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信用学说并没有将股权与信用相联系,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及其信用问题使股权与信用关系极为密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已经成为资本、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敏捷制造"等新型的生产方式使得传统的价值链构成发生了重大变革,将知识产权纳入信用的研究范围探讨并揭示经济社会信用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信用权保护立法研究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在民法典中对信用权的保护可以分为七种模式。其中,智利-德国模式和中国台湾地区模式最值得借鉴。从信用权保护法律体系角度看,我国应该在侵权行为法部分明定侵害信用行为的救济,而且要摒弃将商事组织和自然人信用权分别规定的立法方式。我国信用权保护的规范应当表述为:危害他人信用,导致他人信用度降低,以及经济交易或职业生计上利益受损,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经济转轨 政府定位与“新的法律秩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相应地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缺乏市场经济那种优越的信息机制和强大的动力机制,使得经济系统效率低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发起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能否实现从过去的无限、低效政府向有限、高效政府转变是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好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最终确立的关键。为此,政府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增强自身改革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要积极推进“新的法律秩序”的形成。     

债法现代化的法理基础与债权地位的法律证成

如果从民法中物权和债权之概念入手 ,则可察大陆法系民法债权和物权界限分明、不容混淆的关系在现代社会所发生的微妙变化 ,即现代社会许多领域都出现物权和债权相互融合的趋势和呈现出的界限日益模糊的状况。但这里讨论的债权融资中的“债权” ,并非与物权绝对对立的债权 ,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债权。进一步系统考察导致从物权优越地位到债权优越地位变化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 ,则从中可推导出债权地位提升所表现出的三大态势。佐之以各国债法新变化和联合国应收款转让公约的具体内容 ,债法现代化与债权地位提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不难成立     

论信用的法权性质与权利归属

从我国第一部民法草案起草之日起,对信用及信用权相关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其根本原因在于信用权论证视角转换所带来的逻辑关系混乱。信用主体普遍性、利益交换的客体凝练及内容要素中义务承担者指向明确且义务正当化理由证立充分,使信用权利构成要素清晰,信用能够独立成权。信用权的不完全人格与不完全精神利益属性及强信息功能,使信用权的内涵与外延为人格权及其域下名誉权、信息权益所不能统摄。根据权利体系成员标准与生成逻辑,信用权在现有权利体系中没有生成关系,不属于人格权、债权与知识产权的权利束成员。作为一种新型权利,信用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定位,在确保其法律适用性的同时,又必须保证既存权利体系的安定性和融贯性,使权利体系在权利稳定与权利进化中实现机制平衡。     

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的根本性缺陷与制度重构——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之五)

我国的诉讼时效制度存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过短、短期时效期间规定存在严重缺陷、时效延长有悖于司法确定性原则和最长诉讼时效性质不明等诸多方面的弊端.究其原因,既有理论上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误解,更多是对前苏联诉讼时效制度的照搬.科学的时效期间制度应当根据诉讼时效的债权信用保障功能,依据民事债权与商事债权相区别,一般民事债权和特种民事债权相分离的原则,设置普通诉讼时效、长诉讼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三种诉讼时效期间,取消短诉讼时效,废止时效延长制度以维护司法确定性.     

法律监督:公权力诚信体系中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公权力诚信体系出现危机时,往往出现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政府计划履行的各项任务受到怀疑,使民主受到质疑。不断完善公权力诚信体系,制定社会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权力诚信与民众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当公权力在政务诚信与民众对公权力诚信的期待值之间引发尖锐矛盾时,需要法律监督在公权力运行机制上伸张公平正义。     

论“署名权”应改为“保护作者身份权”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与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拟定的"署名权,即决定是否表明作者身份以及如何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的表述,都以偏概全,名不副实。其实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表明作者身份权又是保护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建议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将"署名权"改为"主张作者身份和反对损害作者身份的权利"的保护作者身份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人身权应当由保护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与发表权共同构成。     

重塑信用：信用时代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之上的法治经济。转型期中国社会领域信用普遍缺失有其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入世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使得在我国重塑信用、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我国政府在信用重塑系统工程中将面临着严重地挑战,必须肩负起其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