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思考

“非典”事件、禽流感事件以及2008年的南方雪灾，四川、甘肃地震，一次次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直接考验着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应对突发事件不能仅仅依靠经验，更重要的应当依靠法制。事实证明，突发事件的应对要实现由个别调整向规范调整的转变，以减少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的任意和无预期。只有不断完善我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措施，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使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有法可依，才能减少突发事件给国家、     

论应对“危机型”突发事件的代替性策略——“必需之法则”

“危机型”突发事件的本质及法律本身功能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无法解决非常状态下“法律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需之法则”可以作为应对“危机型”突发事件的代替性策略。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必需之法则”是由社会危机的极端性、自由裁量性、不受法律约束性、事后公开说理性等六个要素构成。它的理论价值在于能够增强人们对宪法长远的信仰和对法治的忠诚,能够防止集权主义有效地解决“危机型”突发事件,能够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解决危机。“必需之法则”可以与法律主义相互补充,作为我国政府应对极端危机事件的方法,也可以有效提升公民在社会危机发生过程中的公德,克服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冷漠、怠责与怯懦。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塑造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政府在突发事件中保持良好形象所面临公众要求的理想化和突发事件不确定化等挑战，进而提出塑造我国政府在突发性实践中良好形象的途径，突发性事件在我国层出不穷，这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主体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处于不可缺少的地位。因此建立一个高效、透明、责任型的政府形象对突发事件的完美解决十分重要。     

应急管理法治化使公共政治走向善治

进入新世纪,每个国家遭遇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每个政府面临的复杂局面前所未有。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第一款对＂突发事件＂作了明确界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应对的自然灾害。     

关于提高我国社会公众应急能力探析

就突发事件来说,它不仅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战,更是对社会整体应急能力的考验。作为突发事件直接“受灾体”的社会公众,更应该加强安全防护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本文对社会公众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以及我国普通民众的应急能力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社会公众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高应急反应能力的初步建议。     

河北省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建设研究

在危机频发的当今社会，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纳入法制化轨道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当务之急。本文从加强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建设的意义出发，分析了河北省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法制建设的具体措施，以期对河北省的突发事件应对实践有所裨益。     

人民调解工作如何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

近年来，由土地征用、城建拆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对社会和人民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如何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好群体性突发事件．不仅是各级政府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人民调解工作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提升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突发事件能力的思考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网络突发事件频发这一新的社会问题,也对地方政府管理者提出了,必须提升应对网络突发事件能力的要求.为了有效化解网络突发事件,地方政府需要贯彻公开透明、及时处理、法治与疏导为主的基本原则,并从完善立法、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和采用舆情监控技术手段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能力.     

新时期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部分群众权益难以得到切实全面的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始增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稳定。当前我国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面临着管理理念、决策体系、运行机制、条件保障等方面的现实困境,需要完善政府的危机预警机制、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司法保障机制。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政府科学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评说速览

1政府信息公开谁最需要克服恐慌心理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如果及时、如实地发布相关信息,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相关人群的恐慌,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信息传播效应。但是,在现代社会,对于与突发事件有关的信息,公众的理性认知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正在不断提高,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即便可能出现短暂的恐慌,但人们自我组织、自我救助的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政府应当充分估计公众的这两种能力,并因势利导与公众合作,对各种突发事件及其他公共事件进行多边治理。相反,认为公众一旦知道真相,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政府与国有银行股权改革：问题、经验与建议

在国有银行股权改革进程中,政府是制度变迁的启动者、提供者,国有银行股权改革体现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由表及里、渐进式的逻辑特点。由此形成的政府与银行间＂惯性控制＂与＂惯性依附＂的非同寻常＂关系＂对法律产生了＂挤出效应＂,致使法律边缘化、纸面化,即＂法律失灵＂。因此,完善国有银行股权结构,关键是要信守法治理念,清晰地界定政府之于银行的边界,取消政府利用银行体系实现政府广泛政策目标的做法,允许银行根据商业目标做出贷款决策。     

依法行政应注重监督，“内外”兼修

温家宝总理近期在全国依法行政会议上指出，“规范权力运行，要靠法制和监督”。法制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依据。温总理说：“政府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要由法律来确定”；本届政府自上任伊始，即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彰显了中央政府对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心。     

秦律中的“官”释义——兼论里耶秦简“守”的问题

睡虎地秦律中的"官"没有官吏的意思,其主要义项是具有特定职能的机构、部门,从而引申出"公家"的意思,不宜泛泛作"官府"解。"官府"在秦律中有特定含义,表示具有保藏或作业功能的机构及其场所,不宜直接以现代汉语的"官府"对译。秦汉之际官署名称从"官"到"曹"的变迁,是秦朝建立前后以行政行为统一称谓用语的结果。里耶秦简中的"守",主要是长官不在时由某官员代为留守官署坐班之意。对里耶秦简中大量出现"守"和"守丞"现象的解释,必须联系睡虎地秦律和里耶秦简的不同文本性质和具体时空背景来理解。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基于“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简政放权模式分析

简政放权是深化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举,是深化改革的总开关.选择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实行新简政放权模式,已成为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寻求新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全新尝试.由三张“清单”夯实的简政放权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也将深刻影响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     

“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

“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存在严重问题:其理论上悖谬困窘,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导致国有资产保护极度乏力.从概念和逻辑上来说,无论是在国际法还是在内国法上,“国家”与“全民”均不能等同,因而,国家所有权与全民所有权不可能同义,抽象的“国家”无法成为民法上具体“物”的所有权主体.基于实践视角观察,在所谓的”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内还存在诸多利益冲突,如分税制体现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划分、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以及“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利益争夺等,这表明”统一唯一的国家所有权“事实上并不存在.自民法理论而言,现行国家所有权制度严重违背民法科学原理,其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等民事法律关系五个基本要素均不明确和确定.因此,应尽速废止“童话式的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代之以符合民法科学原理的公法法人所有权理论.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模式研究——以律师职业为视角

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因此,应加大政府法律顾问对政府工作的参与程度,建立以发现和预防为主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工作机制,准确定位顾问律师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保证顾问律师的独立性。     

试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模式转换

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追求公众利益最大化、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目标、以法治为手段,全面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现代政府。＂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的价值追求,＂以人为本＂、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及公众利益最大化是服务型政府的首要目标。目前,在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发展型、保障型和参与型三种发展模式。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反思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坛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大批问责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凸显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由此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旧题新证:先秦“狱”“讼”的法律语用演变——以出土法律文献为视角

《周礼》郑玄注云"狱"、"讼"分别指称"争罪"和"争财",但从出土法律文献视角通贯考察"狱"、"讼"二词在法律用语层面的语用,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狱"、"讼"二词并没有用于区分"争罪"和"争财",在法律用语层面上官府审案多称"狱",民间诉争则曰"讼",都是指称"案件"。郑玄注实是汉人以"汉今"律"周古"而得出的结论,以郑玄注为据而断定西周时的诉讼程序即刑民有分,于史实无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