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之演进

作为一种解决“法律与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由模式通过区分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行为性质,假设紧急状态能够从正常状态中分离出来。该模式包括自由裁量性,不受法律约束性,事后公开说理性以及立法机关的审查和批准等要素。在危机的全球化、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盛行和紧急权力法制化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下,自由模式在20世纪初期开始衰微。然而, 法律主义的悲惨前景,行政机关紧急权力不断扩张和公民权利连续减损等事实,促使人们反思自由模式的价值,并提出超越自由模式。超越自由模式与法律主义相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应对极端危机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有效提升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克服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冷漠、怠责与怯懦。     

中国“国内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之途

如果我们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浓缩地理解为一种国际舞台上的国家之间的“吸引力”，那么“国内软实力”则应当是一国政府或者执政党对于本国公民的吸引力，以保证自己能够长期执政。既然如此，那么加强我们“国内软实力”的建设，就要以人为本，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强我国“国内软实力”建设离不开法治作为支撑。一方面要提高制度建设的水平，充分发挥制度所具有的预防纠纷、减少冲突的功能，进一步提高法律制度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要求法官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时候要注意采用恰当的立场。     

强化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保护意识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更应树立牢固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以有效面对各种危机。从处理“非典”这样的突发性问题看,现行法律存在种种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和监督机制。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危机”——以北京“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为例

谣言短信危机是信息社会中一种新型的公共危机。其显著特点是新传媒参与公共事件，这对于新时期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提出了挑战。“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获取能力和危机公关意识薄弱、公共信息发布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公信力走低。因此，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发布机制、信息发布的法律规范体系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危机应对模式是政府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要议题。     

论“天道”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肇基于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极端落后时代的中华文明 ,不可避免地带有早熟性。人们一直相信 ,有一个称作“天”或“上帝”的主宰神支配着整个自然界与人间 ,因而 ,以人事解释天界 ,再用这个人事化的天界做为人间的模式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天道”概括。中国传统法律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可以用“天道”思想附会、解释 ;法律以维护“天”的秩序为己任 ,以“承天意以从事”的“天子”的利益为根本着眼点 ;追求“天理”重于对“私益”的人的保护等等。由于这种“天道”思想的独特性与保守性 ,中华传统法律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美国房屋如何拆迁

相对于商业拆迁而言，美国法律对公益拆迁设定了更为严苛的程序。根据美国的拆迁程序，地方政府的区域规划决定并非终局性的，而是“可以争论的”——公民不仅可拟就被拆迁房屋与政府讨价还价，而且也可以对拆迁的合法性基础要件即“公共利益”之真实性展开辩论。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立法在抗震救灾中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的各项活动都应当依法进行，即便是在突发事件应对期间，政府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对付各种突发事件，仍然需要贯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原则。     

试论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媒体应对

突发事件的突然性、危害性、紧急性等特点容易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的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参与给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既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积极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要学会科学应对媒体,健全危机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突发事件新闻信息传递网络机制,加强突发事件的媒体管理等,是地方政府做好媒体应对的制度保障.     

试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法律平衡--关于制定《传染病隔离法》的思考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始料不及的瘟疫——“非典型性肺炎”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回首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少数人借“非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而更多的公民则为了控制疫情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法治国家政府在防治严重传染病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场瘟疫不仅考验了科学,而且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及其法律是否完善。在我国缺乏《紧急状态法》的前提下,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包括“隔离”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政府行政权力的底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能随意压制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私权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早出台《传染病隔离法》等相关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中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未尝不是抗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完善——兼评新《信访条例》的若干缺憾

就功能而言,信访制度应当被定位为一种以沟通为基础,以督查为核心,以斡旋为辅助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听取民众之苦情申诉并给予尽可能的救济.为此,必须以信访听证制度为核心重构信访制度的督查机制,以使我国的信访制度成为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性化"执法的价值理念与范式框架--以警务执法为基本视角

"人性化"执法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文化抽象,蕴涵着十分丰富的价值内涵。其执法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法权要求,其执法运作是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手段和目标归宿,其执法结果有助于社会人文警务力量的培植与提升。警务执法必须围绕"人性化"理念,开展相关可行性设计和制度安排。     

紧急状态应对机制中的民生至上理念——从日本“3·11”地震紧急状态说起

2011年3月11日本近海发生9.0级地震,海啸、核泄漏不期而至,引发日本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无序与法律救济上的无助,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突发性危机或紧急状态下的民生保障问题的反思。本文以关乎人的最基本权利之民生保障为中心,论述在突发事件或紧急状态下国家法律对民生保护的应对之策。一个国家或民族或地区在面临突发的紧急的危险状态下,该怎样正当行使国家公权,有理有利有限地克减民生,遮蔽基本人权事项,这是很值得研究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当面临紧急状况时,作为执政者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实用主义者,更不能开启行政乃至司法任意性和主观性的窗口。否则,是对现代民主国家法治与民生保障的二重嘲讽。     

数额犯中"数额"概念的展开

数额犯的类型化是我国刑法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立法现象。数额要件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刑法犯罪概念“但书”的具体化,其实它对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以及犯罪的既、未遂形态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发挥了数额要件的“截断”功能。这种数额“截断”功能在数额犯中具有普适性,可以被统称为“数额截断原理”。     

On Necessity as a Defence to Crime: Possibilities, Problems and the Limits of Justification and Excuse

The article review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ngland in the law of necessity as a defence to crime and calls for its further extension. It argues that the defence of necessity presents the criminal law with difficult questions of competing values and the ordering of harms. English law has taken a nuanced position on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the courts and the legislature in the ordering of harms,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has been pragmatic rather than coherently theorised. The law has granted necessity some scope as an exculpatory principle in the law of general defences, but it has also respected the primacy of the legislature as the legitimate arbiter of many of the competitions of value that necessity throws up.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 has not been in the form of a single unified defence of that name. Rather it has taken the form of a number of defences, based on a principle of necessity, but with different nomenclature and different rationales. This approach to necessity is defended as right in terms of principle and policy. Any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ecessity as a general defence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two contexts, namely those of emergencies, and of conflicts of duty, where a danger of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is present.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建设“和谐社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多难兴法”：对灾难与法律发展关系的初步探讨

灾难包括冲击和威胁社会生存的一切自然和社会事态。灾难在法制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根本性的作用。从法律起源可以看出，它对灾难的防制具有极其关键的意义。灾难与重大社会变动藕合，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法制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危机时期的法制变革对其后的法制发展具有根本的约束作用，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专制”因素构成各种政治制度存续的基本条件。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Greek Crisis Legislation

This paper offers 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law relating to the Greek crisis.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measures introduced in the Greek legal system to deal with the debt crisis is examined under the concept of ‘necessity’. It is argued that this concept, used by the Greek Council of State to justify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se measures, opens a path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easures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the Greek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The measures are seen as ‘necessary’: on the one hand in their accordance and basis on principl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ir class orientation and reflecting of specific social (class) interests. But despite their necessity, neither their content, nor the form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is fixed; it is rather contingent, i.e. dependent on the level of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intra-class) and economic antagonisms.     

教育权之争——“孟母堂事件”的法理学思考

“孟母堂事件”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关于教育权的争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国家作为教育权主体的地位,而未对父母的教育权做出具体规定。缺少制约的国家教育权力的膨胀造成诸多弊端。父母基于自然,有权主张自己对子女的教育权,有权监督让渡给国家和社会的教育权,家庭教育应有其合法的地位。当然教育权作为公民的自由权的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家庭教育必须接受国家、社会、法律、法规的监督与指导,国家也有义务保障家庭教育的实现。这样,父母的教育权利与国家的教育权力(利)之间应该互相制约,以保障受教育人受教育权的完美实现。     

论证券法上的“中国墙”制度

"中国墙"是英美等国证券制度中的一个特定术语,它是指综合性券商将其内部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各项职能相互隔离,以防止敏感信息在这些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流动所做的一种制度。本文概述了中国墙的起源、该制度在美国法和英国法上的体现"中国墙"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重构"中国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