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的权力,是本次刑诉法修订的一个亮点。但是,此次修订在技术侦查的制度设计方面过于原则化,不利于实际操作。因此,本文在分析具体条文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以真正体现刑诉法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侦查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修改

旧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主要特点是侦查机关权力强大和相对人权利弱小的矛盾。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律师辩护人地位；二是改革部分强制措施；三是技术侦查合法化；四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等。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侦查机关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策略主要有：一是观念转变；二是改变传统侦查模式，由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三是改变目前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由侦检分立走向侦检合作。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理念。新刑诉法从程序等几个层面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然而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新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因此,要走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误区,必须明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完善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并规制公权力的运作。     

刑事诉讼法“大修”的十五个亮点

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的刑诉法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特别程序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     

侦查讯问学案例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改进

案例教学是侦查讯问学的一种重要教学形式,也是实现侦查讯问学培养目标的必要途径之一。然而,在目前的侦查讯问学案例教学中,案例内容与组织形式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新刑诉法对于侦查讯问制度和证据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制,对于侦查讯问这一重要的调查取证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讯问学的案例教学需要以新刑诉法为依据,丰富案例类型、做好案例设计、充实案例内容、改进案例教学组织形式,充分发挥案例教学在侦查讯问学教学中应有的价值。     

新刑诉法视野下调取证据侦查措施的实施

调取证据侦查措施是新刑事诉讼法做出的新规定,正确界定调取证据的概念,全面解读调取证据的法律规范,并研究调取证据在侦查实践中的实施要点及注意事项,有助于新刑诉法的正确实施,推动公安侦查工作合法有效的开展。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新挑战——谈刑诉法修订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从司法实践者的视角,通过分析新刑诉法的修订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阐述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初查制度落后、侦查方式单一、侦查协调不畅、人权保障条款容易被滥用等现实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技术侦查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

技术侦查是常用的一种侦查取证方式,2012年之前一直备受争议,2012年新刑事诉法的规定使技术侦查得以合法化,办案人员可以针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贪污贿赂等重大复杂案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新刑诉法主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技术侦查进行规制,使其神秘的形象明朗化,其中有些问题还有待于探讨。     

日韩侦查讯问监督方式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不断发展、完善。新刑诉法对于侦查讯问监督方面的规定较以前有很大进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待提高。通过对日本和韩国的侦查讯问监督现状进行分析,总结日本和韩国侦查讯问监督的特点,指出我国可以借鉴的方式,借此以推进我国侦查讯问监督的完善。     

“新刑诉法”视野下侦查观的重塑

"新刑诉法"中诸多涉及侦查行为的规则变化,迫切需要确立新的侦查观。新的侦查观的规范基础包括:侦查任务的增加,影响侦查行为的主体职能(作用)和范围扩大,以及侦查活动变化与延伸。其中,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任务,要求侦查人员充分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原因以及路径。检察院、法院、辩护人、利害关系人等诉讼参与人,对侦查行为的影响方式和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明显挑战与突破了传统侦查观,而身处侦查行为空间领域变化与延伸的侦查人员,则更能直接体验到新侦查观的现实意义。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其初衷是对非法证据要"及早发现、及时排除"。但鉴于侦查理念与部门利益的考虑,以及实践中违法取证行为由显性违法不断转向"隐性违法",辩护律师不能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享有在场权,再加上刑诉法对非法证据界定模糊,这共同使得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陷入困境。要尽早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在革新侦查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务实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中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介入侦查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内容,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的制衡力,对侦查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侦查机关应认真学习新《刑事讼诉法》的内容,通过更新侦查理念、提升法律素养、优化侦查模式、提高讯问水平等措施,应对律师介入规定对侦查工作带来的影响。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相关法律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于第十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新规定颇具前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行刑诉法。公安机关在修订后的律师法生效后,如何执行其中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规定,处理好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呢？     

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对讯问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正式颁布实施。这部新刑诉法针对一九七九年刑诉法的许多问题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补充了一系列的条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律师提前介入侦查的规定。本文将对这一规定在实施中对讯问所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刑事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研究

2012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特别体现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原则,但整个新刑诉法的修订都是围绕着保障刑事被告人权利这一立法目的进行的,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直接受害者,其权利并没有得到增强。在以往及现行的刑诉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一直存在缺失,尤其是请求启动二审程序的权利,即启动二审请求权。通过探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可落实被害人启动二审请求权。     

侦查机关拒绝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侦查机关对律师介入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其原因主要是对律师的误解,认为律师介入增加侦破难度、害怕犯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毁证等。对此,文章提出从立法、沟通、提高认识、取消违法规定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期保证刑诉法的正确实施。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法?

刑诉法二次大修这次刑诉法修改的面较大,修正案草案99条,拟将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等原则。修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8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现此草案及草案说明已在网上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在原有"严禁刑讯逼供"规定的基     

论捕后强制措施变更权的归属

本文针对刑诉法关于捕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实体性检察监督等外部制约,致使侦查机关改变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实践中出现对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障碍性影响及检察监督缺乏有力法律依据的问题,从构建我国法治社会的角度,论证捕后强制措施变更权归属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