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之道与家庭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指人际关系的原理、原则。明伦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是为学大端，本质上乃人禽之辨。中国传统最重家庭，家庭伦理由父子、夫妇、兄弟三重伦理关系组成。儒家以孝悌之道处理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和兄弟关系，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是家庭和谐的基本途径。近代以来在经历了现代自由、平等精神的洗礼之后，儒家伦理中的基本内容仍然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指导人们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考量家庭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重建家庭伦理，在与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理念的融合过程中实现家庭伦理的现代转换。     

儒家思想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意义及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诸多有益成分,在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各族群的交流与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大一统＂思想、＂夷夏一家＂的思想、＂崇尚王道而反对霸道＂等儒家传统思想的分析,力求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动力,为现实社会中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寻求文化传统的支撑。     

困境与出路:失足未成年人思想观念教育误区探究

未成年人失足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给国家、社会、家庭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未成年人思想观念的误区和困境是造成其失足的重要因素。可借鉴域外国家思想观念培育方面的做法,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推进法治引导,筑造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网络,强化暂住、流动人口管理,依法惩戒未成年人犯罪,建构针对失足未成年人特殊群体思想观念教育的长效机制,更好地适应和谐社会的发展。     

儒家管理哲学特质及其当代进路

儒家思想具有定国安邦、稳定社会的作用,尤其是儒家管理哲学,儒家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儒家管理哲学以＂和与争＂、＂群与分＂、＂义与利＂、＂正人＂与＂正己＂、＂无为＂与＂有为＂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为主要内容。同时,儒家管理哲学建立在人性可塑论上,儒家管理哲学是以修己安人为其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仁、礼、中庸,构筑了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管理哲学是以中庸之道的原则、变易思想的理论、礼法并用的策略所构成的经权方法为其显著特点。儒家管理哲学所蕴涵的丰富精华,经过损益更新,依然具有着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生命力。     

儒家义利观的时代传承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儒家义利观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对当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实现儒家义利观的现代性转化,从个人层面而言,需做到责、权、利的统一;从国家层面而言,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国际层面而言,要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容、价值与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外交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时代问题研究范畴,属于国际社会整体观和前景方向观的问题。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对现实世界的实践有重大指导意义。     

论儒家伦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儒家文化既有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面,也存在着有益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多层面的关系:儒家的等级观念、重农抑商及重义轻利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矛盾冲突;儒家的诚信美德与敬业精神、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和谐思想、"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及革新思想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通契合的;儒家的"义以为上"、"以理导欲"、"崇尚精神"等伦理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互补优化的价值效应。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伦理思想精华,为当代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和伦理智慧。     

道德教育中善的引导的必要性

"善有善报"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善对现代社会仍有很大积极意义,从道德教育自身发展、提升个人道德修养、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辅助法治、现代家庭关系融洽、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对善的引导的必要性展开论述。     

试论荀子的诚信思想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之一,这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得益于儒学在中国长期的主导地位。儒家学者非常重视诚信道德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以性恶论为基础,荀子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屡次强调诚信之于统治的重要性。荀子的诚信思想还与他特别重视礼义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礼义是诚信的前提,没有君臣之分,也就不会有君主作为诚实守信的楷模去构筑起社会整体诚信的良好风气。可见,荀子的诚信思想具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古代的贤能政治

政治的价值在于为人类社会提供安全、自由、稳定的秩序。贤能政治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色。在古代,中国贤能政治以儒家选贤任能的思想为指导,以科举考试为制度保障,以士大夫为实践主体,在维系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与近代化的几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讲稿摘登

一、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中国是一个地处东北亚大陆,资源丰富的内陆性国家,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以宗法家长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以儒家纲常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以皇权神圣的专制主义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饶有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内涵。1.从先秦的法治思想到封建法律中的罪刑法定先秦时期作为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了法治思想。韩非子说:"治民无常,唯以法治"。商鞅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言不中(合)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明确提出了     

“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内涵

要把握“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内涵,有必要对中国历史的社会——文化模式作一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奴隶制型社会文化模式迥然相异于西方国家在希腊罗马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社     

爱国主义精神发展中儒家忠德思想的价值分析

儒家忠德思想并非是历史糟粕,其中包含着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内核,它和我国历史上其它形式的道德文化一样,也参与了现代化的过程,对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儒家忠德思想在爱国主义精神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有利于促进"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二是有利于促进人们维护国家团结和统一;三是有利于协调个人、集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前我们在弘扬与培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应当做到古为今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儒家忠德的价值。     

文学创作中的文化体认

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有着相当的同构性,国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是宗法制度的纲常伦理的社会化。以家庭观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认知模式,对文人来说,家族文化的濡染是相当深刻的,这种体认意识是我们心灵结构中的一种超个体的力量,是生命底蕴存在的原动力,这种存留在文人生命深处的原动力可以使生存获得某种方向感,他们的作品以其心灵深处的家族情结,为我们演绎着民族的历史,诉说着亲族之感情,相应地,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体认也确立了学者文人的伦理原则和精神返乡。     

为政以德：超验主义对儒家哲学政治观的接受

中国儒家哲学对美国超验主义的发展和成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内外学界均予以关注与研究。文章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超验主义思想对儒家哲学有关个人与政府的对话关系、社会公平与公正以及政府为政以德等政治观念的借鉴与接受，论证儒家哲学政治观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期有助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家教家风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把家庭视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1]。这些论述阐明了兴家与强国统一的发展理念和"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思想。一、良好的家教家风与百年树人个人的修养与其从小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的熏陶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家教家     

古代吏道传统摭谈

吏道,即为官之道,从政之道。它随着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出现而出现,伴着社会生产和国家统治机器的发达而发达。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史道文化传统,是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社会、国家乃至于家庭,个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几千年来,它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因此,     

构建和谐垦区应从改善民生破题

一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所谓民生问题,即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牧民》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这些论述,无不反映了古代先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古今中外历史表明,民生问题绝不是老百姓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发展进步与政权兴亡的根本问题。孙中山曾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就我国     

社区治理中“市民社区”的构建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逐渐从经济、社会领域收缩,国家与个人、家庭之间出现真空地带,市民社区开始孕育。文章在分析我国市民社区背景的基础上,探讨了在中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我国以社区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市民社区构建过程中的对策,从而有效促进社区的规范化发展,让社区市民安居乐业、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改革年代侨乡社区的宗族组织与政治过程

改革年代的侨乡宗族组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但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中已经丧失了其社会控制的功能,相反,个人、家庭、家族、村级地方基层政权以及各类自愿性社团组织等对村落社会的结构和权利进行了分割和重组。一方面,国家逐渐淡化行政监督权力,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实施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社区中的个人、家庭和自愿性社团积极介入村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家庭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新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村落社会政治权利的分配过程,它演变成为了村民主张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策略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