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     

被告人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是指被告人的亲属证人依据法律规定,有权拒绝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国家均对证人的该项权利做出了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亲属证人作证特免权的相关规定。应汲取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制"精髓,借鉴国外立法实践,构建我国的亲属特免权制度。     

完善我国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制度的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基础先后经历了荣誉说、功利主义理论和隐私权理论。在制度层面,我国法律规定的以辩护律师为权利主体的律师特免权与律师负有保护委托人隐私权的义务存在矛盾。当前辩护律师特免权制度造成了事实上限制委托人变更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辅助人员不受特免权保护等困境。将辩护律师特免权变革为以委托人为权利主体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可以有效化解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产生的制度困境。     

试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构建——基于《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的反思

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但书条款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赋予了被告人亲属拒绝出庭权。亲属拒绝出庭权与作证特免权相差甚远,但易被错误地解读为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初步确立。亲属作证只享有拒绝出庭的权利,却缺少作证特免权的权利,无疑剥夺了被告人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的有效质证权,同时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我国构建亲属作证特免权应明确其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及程序内容。     

亲属特免权和“亲亲相隐”制度的启示

出于保护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考虑,西方各国设立了亲属特免权制度,赋予基于特定亲属关系的人享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与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鉴于目前我国亲属作证制度的种种弊端,有必要在我国建立起现代的亲属特免权制度.     

“亲亲相隐”传统的现代形态

"亲亲相隐"是我国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法律传统和伦理原则,然而在近代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却逐渐被摒弃,而西方国家却建立了与其极为相似的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我国刑事诉讼中应考虑赋予亲属一定的作证特免权,并对其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以体现伦理亲情为精神纽带的法律价值观.     

刑事诉讼中亲属免证之制度设计

亲属免证是指基于证人与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关系而免除其证人作证义务，它是证人免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属免证制度是中西方共同的法律传统，它的设立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立法设计应明确亲属免证权的主体范围、免证范围和程序。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制度立法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建构了证人制度基本框架,确立证人出庭作证,如实陈述,人身和财产安全受保护等基本规则,但对实现这些规则的制度设计存在着缺陷甚至空白.现代刑事证人制度应以证人权利义务平衡为价值取向,反映在立法上则是证人处罚制度与证人享有异议权和上诉权共存;证人承担出庭作证义务与证人保护及获得经济补偿制度相结合.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刑事诉讼中特免权的由来文

面临“大修”的刑诉法修正草案，已由全国人大向社会公布，反对自我归罪和婚姻家庭特免权的规定，备受关注。草案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草案在重申了严禁刑讯逼供的同时，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司法利益的互换。域外的立法实践证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其存在的土壤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域外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具体的设计中,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针对特定的对象,在严格的条件下实施;适用程序为检察机关具有发动权,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及最终的决定权;适用类型为罪行豁免,但不适用享有拒证特权的污点证人;同时,为了保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国还应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论我国证人作证模式的改革与完善——以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为借鉴

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与英、美国家宪法上的质证权存在一定冲突,但两者冲突逐渐协调和融合,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得以不断扩充和发展。我国正值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应针对证人出庭难、证人保护不力等刑事诉讼实际问题,借鉴英、美国家证人作证新模式制度,构建并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拒绝证言权

拒绝证言权是指证人在司法机关要求其提供证言时基于法定的事由而得以拒绝的权利。各国刑事诉讼中多有此项证人权利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拒绝证言权的对象和范围相对英美法系国家宽泛。立法者承认证人有拒绝证言的权利 ,是在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间价值权衡的结果 ,在逻辑上和学理上是沉默权延伸的必然结果。因此 ,拒绝证言权不仅仅是证据法上的一项抗辩权 ,更应属于基本的人权范畴。拒绝作证权在我国有实行的必要 ,应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拒绝作证权制度 ,包括拒绝自陷其罪权、亲属之间拒绝证言权和职业、公务上的拒绝证言权。     

论拒绝作证权的确立

证人拒绝作证权是保障人权和实现法律价值的一项重要权利,而我国目前对此立法尚属空白。拒绝作证权具有良好的人性基础和法律传统基础,并且符合现代法律的效益价值观和系统论观点。在立法上确立拒绝作证权对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法论域下的证人豁免制度建构

证人豁免制度有别于立功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采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或刑事责任豁免来指称证人豁免制度存在着豁免主体不明、豁免权与拒证权混淆以及豁免方式上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及司法实践的渴求为证人豁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立法和司法据理。在我国构建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在符合我国法律传统、刑事诉讼价值偏向、刑事犯罪实践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豁免模式及豁免程序。     

现实情境下证人出庭制度的运行与保障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应,试图从制度上解决"证人出庭难"的积弊。证人出庭制度的贯彻落实应着眼于双向维度,即制度的供给与接受,理性探究证人出庭作证的正当性基础与合理性维度,通过简易程序、庭前程序等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将证人出庭案件范围予以限制,建立关键证人出庭机制、确立庭外调查程序、适度弱化侦查机关强制取证权、完善庭审质证程序等以使证人出庭制度在实效维度充分延展。     

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刑事诉讼中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补充和限制。赋予特定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是为了防止法律在道德上的专横,克服片面强调证人作证义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人们对价值或利益冲突的理性选择结果,免除特定证人的作证义务远比国家强迫其作证而获得个别的司法公正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法治环境日益成熟和进步,应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确立刑事诉讼证人免证权。     

中外司法鉴定人制度比较研究

司法鉴定人制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选任合适的鉴定人。英美法系一般采取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大陆法系多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的诉讼地位,英美法系的国家将鉴定人视为证人;大陆法系的国家将鉴定人与证人区别对待,诉讼地位高于证人。鉴定人资格,英美法系采用鉴定人主义原则;大陆法系采用鉴定权主义原则。鉴定人资格审查,英美法系采取事后审查方法;大陆法系采取事前审查方式。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人归于证人,权利和义务都包含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之中;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基本上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资格采取鉴定权主义原则,鉴定人资格审查未制度化,鉴定人的权利与义务,我国的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人制度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完善我国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公证的保障。但现实社会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在客观分析了现象背后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证人出庭作证保障制度的若干构想,包括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证人拒证的惩罚制度,建立证人免证制度的方面,以期有效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论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英美国家被称为证人特权规则,是外国证据法中一个法治原则的体现。我国自古代就有"亲亲相隐",主张亲属之间犯罪可以相互隐瞒而不受惩罚。基于我国历史上固有的容隐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对保护人权的特别重视,建构我国拒证权制度,赋予证人以拒绝作证的权利,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促进法治事业的健康发展。     

论证人拒绝作证权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在英美国家被称为证人特权规则,是外国证据法中一个法治原则的体现.我国自古代就有"亲亲相隐",主张亲属之间犯罪可以相互隐瞒而不受惩罚.基于我国历史上固有的容隐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对保护人权的特别重视,建构我国拒证权制度,赋予证人以拒绝作证的权利,完善我国的诉讼法律制度,促进法治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