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涓细流汇成“大江东去”——苏轼豪放词风溯源

"词为艳科",词应以婉约为正宗,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虽历来就有争议,但却似乎是大多数词学家的共识.该文对苏轼以前豪放词风源流演变进行梳理探究,提出不同看法一是豪放词不是"别调",与"婉约词"的关系不是母体与变体的关系,而是兄弟或姐妹的关系;二是苏轼不是豪放词风的开山祖师,更不是"豪放词派"的首创者,而是扩大了豪放词的词境,开拓了豪放词的领域,是重要的承继者和发扬光大者.     

辛派词人学苏及其词的“苏味”

苏辛词派,辛派词似苏词,固然表现在词风豪放及步苏词之韵而作,但更应看到的是,他们像苏轼一样,都有好庄子与陶渊明的趣味,从而其胸襟、性情与苏轼有一致的地方,自觉地将处世的通达与淡泊形于词,从而词风贴近苏轼,词的"苏味"自然而生。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克服苏词流弊 深化柳词——小议宋初词之集大成者周邦彦

北宋中期较有影响的是豪放派词的开拓者苏轼,而把慢词创作引向通俗、市民化道路的则当是柳永。自此,婉约词风雄踞北宋词坛,苏轼对词的革新竟未能起到很大的反响。但是,他把词的创作由俗的领域向文人士大夫的方向转化,这个贡献在词的发展中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北宋后期词似乎有些传承性地努力摆脱柳永的“俗”向“雅”的方向回归。在这     

论蒋捷词的独特风格

蒋捷是南宋的一位重要遗民词人,著有《竹山词》一卷.其词风格独特,有继承前人的一面,又不专主一家,且颇有创新,因而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若简单地将蒋词的风格归为"辛派"、"姜派"或只追求形式的"格律派",都是偏颇的.     

论稼轩词的风格特色

“靖康之耻”,使文学家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创作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爱国词人辛弃疾和爱国诗人陆游的同时出现,标志着诗词方面的最高成就,对诗词风格发生了重大影响。诗词创作又一次出现了“中兴”现象,所谓“中兴四大诗人”、“中兴词派”就是由此而来。在南宋词坛,被称为“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的辛弃疾,是一位能文能武、有个性、有雄心、有韬略、有才气的人才。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曾活     

王鹏运词学结社活动与临桂词派的勃兴

摘要：临桂词派在词系传承上属常州词派，是常州词派在晚清后期的发扬光大。它之所以得名“临桂”，并最终独立成派且统领清末民初的词坛。除了因为其领袖人物王鹏运、况周颐为广西临桂（今桂林）籍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与文学创作的诸多因素。其中临桂词宗王鹏运的词学结社活动与I临桂词派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为临桂词派得以蔚然勃兴的关键因子之一。     

晚清湘社考论

晚清时期,词坛楚军突起,欣欣向荣。湘社是晚清湖湘词坛重要的词社,成员之间相互切磋,不断提高词艺,在词风上表现出对浙西词派咏物词风的承继。湘社虽然是偶然的暂时性的词人社团,却也给晚清湖湘词坛带来了新气象,既是对湘中六家词的继承,也促进了晚清湖湘后期词坛的发展兴旺。     

张惠言词史地位演变历程辨

张惠言生前词名冷落,身后倍享词学哀荣。他由清代词坛一位小有名气的词人到被尊为常州词派之宗主,其间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演进历程。将张惠言论述成一开始就是清代词坛一大家,一开始就被清代词坛尊为常州词派的开山宗主,这是一种未加细辨的误读。     

周邦彦词与柳俗、苏雅

北宋词坛，柳俗、苏雅各自构体开派，但又未免偏于一端。周邦彦继之而来，取柳、苏之所长的同时救偏补弊，将词体引入更趋于成熟化、典雅化的发展轨迹。固然，周邦彦艺术上的开阔气度不如柳永，内容上的拓新境界逊于苏轼，但其词在表现形式上穷极工巧，既讲究言情之含蕴清丽、辞句之精工圆润，又着力于篇章之缜密变化、声律之谨严和婉，这是柳、苏词未能所及的。周邦彦词折中于柳俗、苏雅之间，另开浑雅典丽一派，亦雅亦俗而又去俗从雅，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审关境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称“清真，集大成者也”，客观地看，周邦彦词技巧功力之博大精深．实为北宋词集雅俗之大威者。     

唐宋词学二题

"词乃诗之余"的论调使词学难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从晚唐五代至南北宋时期,词学与诗学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纠结不止的阶段,从欧阳炯《花间集序》到张炎的《词源》,完整地展现了这段纠结时起时伏的历史过程,而以《词源》为标志,词学终于艰难地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自北宋始词分二派,诗化论与本色论也随之并行发展,但在细节处不断相互纠结。以理论的思维辨析,"豪放"与"婉约"已无关词的文体形式,而是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经典性的艺术风格。     

柳三变的“三变”——论柳永词对词坛的贡献

柳永是宋词发展史上一位标识性人物.他大量创制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绝对主体的传统体式;他开创俚俗词派,改变了以"雅"为绝对主体的传统风格;他创作主体介入,改变了以人物类型表现为绝对主体的传统方式.柳永在北宋词坛这个"极其变"[1]的时代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北宋词人毛滂爱情词探胜

本文通过对北宋词人毛滂的爱情悲剧和情感历程的考辨 ,展现了毛滂词以夫妻感情生活为取材重点的独特价值及其缠绵蕴藉的婉约风致 ;同时 ,本文还揭示了毛滂爱情词所有的另一个侧面———豁达的情怀、高雅的情趣、欢愉的情调 ,凸现了其豪放词家的革新精神 ,从而展示了毛滂爱情词雅化、诗化的特点及其对当时词坛的补弊救偏的意义     

中国古代女诗人(下)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北宋末年生于济南府(今山东济南市),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女诗人。她自幼便有诗名,及长,在诗、词和散文的创作上都有成就,尤其擅长填词。她所作许多传诵千古的词章,使她得以和大词家苏轼、辛弃疾鼎足称雄于两宋词坛。 由于早年生活优裕,因此她的早期词作清新明快,内容大多描写自己的少女、少妇生活。如《如梦令》:“……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     

论刘辰翁“特以意高下”的词学观

刘辰翁作为南宋词坛的一位重要词人，不仅有大量词作传世，还有迥然不同于传统词人的词学观。他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词论予以反拔，高度赞扬辛弃疾“牵雅颂，人郑卫”的创作范型；主张词应具有与诗文一样的地位和功能，词的创作应不拘一格，以意之高下为先。这种独到见解对改变传统词论、提高词品具有深远影响。     

《贺新郎》

读宋词,总体的感觉是婉约一路,北宋胜于南宋;而豪放一路,南宋胜干北宋。这大约也是形势所然。中原沦陷,生灵涂炭,朝廷偏安,奸人弄权,使意在恢复而又有愿难酬的志士仁人,一腔郁塞不平之气无处发泄,抒而为词,激昂慷慨,让人读后精神为之一振、血脉为之贲张。其精粹之作,除稼轩外,当数张元干《芦川词》和张孝祥《于湖词》的几阕压卷之作了,特别是张孝     

辛弃疾到死心如铁

辛弃疾，字坦夫，又率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他不仅在词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还是一位抗金的民族英雄。他常常把自己的一片爱国深情溶进许多词呈，因而被称为爱国词人。辛弃疾出生在北宋灭亡后的第13年，面对金人的统治，他从小就立下要尽忠报国、收复失地的宏伟志愿。161年，在金兵大举南侵之时，年仅ZI岁的辛弃疾在济南以南地区组织了2000多人揭竿而起，投身到爱国抗金的洪流中。第二年，他率领这支队伍参加耿京的起义军，担任“掌书记”，并参与策划军事。后来他欢说耿京投归南宋，就在他渡江联络有关事宜时，叛徒张安国杀了耿京…     

仁宗朝词坛新变及成因探析

仁宗朝词坛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成熟繁盛期。仁宗朝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导致了仁宗朝词坛的兴盛和新变的产生。“无南北之异”的取士政策促进了仁宗朝词的兴盛；分别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中心进行的词学活动．促进了仁宗朝词坛疏隽与婉雅两种词风的产生：词之功能发展至仁宗朝有了极大的扩展。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大词人产生于仁宗朝，并不是偶然现象。对仁宗朝词坛新变的探析，对更好地把握词史流变、进行词家的个体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在飞花轻若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词《浣溪沙》赏析

秦观(1049—1100年),字少游,又字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省)人。宋神宗元丰八年进士,以苏轼之荐,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哲宗绍圣年间,屡遭贬谪,仕途坎坷。秦观深受苏轼爱重,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被称为“苏门四学士”。他工于诗词,而以词的成就最大,是北宋词坛上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淮海集》和《淮海居士长短句》。他的词语言淡雅,音韵优美,运意含蓄,耐人回昧。但题材较窄,多涉男女爱情和对本人不幸身世的哀愁,感伤色彩浓厚。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他的《浣溪沙》词:     

舟楫之利与南宋国运兴亡——军事史视角的考察

南宋守住了川陕和荆襄,保障了长江上游的安全,从而形成了与金人在江淮争锋的局面,能以舟楫之利遏制其骑战优势。南宋立国江南,赖以抗拒金朝的正是舟楫之利和水上优势,并藉此在几次事关国运存亡的关键水战中击败了金朝。而金朝从江淮正面突破,难以实现骑兵对舟楫的优势转换。元朝围困襄樊期间,在汉水建立了强大的水上力量,与南宋共有舟楫之利,首先从鄂州突破南宋江防,并充分发挥水战和骑战结合的优势,控制了长江全线,通过几次关键水战,击毁了南宋赖以立国的水上力量,使南宋丧失了舟楫之利,进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