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体制转型、各类风险丛生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保障制度在应对各种风险，保障社会成员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社会保制度也存在着风险，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风险的分类，有助于更好的推进社会保障风险防范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可以从提高全民社会保障风险意识、明确社会保障理念定位、发展多元主体等方面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风险的防范。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法律变革

当代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已达警戒水平,公共安全状况恶化,应对群体事件不力产生政治风险等。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法律应作出适当的变革,法律中的传统责任理论也应适度让步于风险社会,要有适度超前的法律变革理念,要掌握好社会发展和风险增加之间的平衡,制定和谐统一的法律制度。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构建

风险社会理论在西方社会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对分析和应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所遭遇的风险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转型期和谐社会的构建面临着许多风险,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腐败问题和各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等.应对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创新和健全一套应对社会风险的管理机制、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等.     

论社会风险不平等

现实世界存在广泛的个人风险不平等.在我国,个人风险不平等以及风险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风险冲突,已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安全和发展.风险分配公正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风险分配公正的法律制度,强化政府对风险分配的调节,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作用.另外,只有培育一个低风险、应对风险能力强的庞大中产阶层,才能真正...     

转型期我国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风险社会理论表明科学理性的无限扩张必然引发全球社会风险,必须对现代性进行更多的自省与反思,.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结构源于内源性的感性秩序,转型期社会风险的总体表现和特征说明我国已经步八了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对风险的制度选择必须注意协调理性化设计与基层民众的深层感性意识的融合...     

论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多重保障义务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国家应承担预防风险的义务。国家应承担保护权利主体在实现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不受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应对公民基本权利承担制度保障功能。这三层义务和功能层层递进,形成新时代国家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体系。     

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的风险刑法研究

"风险"是德国学者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石,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在我国刑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我国很多学者在进行风险刑法研究时不当地扩大与泛化"风险"的范围。就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与西方高度发达、富裕的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不能以此否定我国社会也存在"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然而风险刑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应对"风险社会"之"风险"。与此同时风险刑法也有其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我国社会某些领域存在的事故型风险,但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依法治国语境下的商法建设

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依法治国要求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故而,商法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点领域。商法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硬商法建设、软商法建设和商事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在硬商法建设方面,需重视体系化建设,通过立法、修法、法律解释完善硬商法;在软商法建设方面,应加强商会治理、赋予商会自定规则、自律自治的权力;在商事纠纷化解机制建设方面,不仅要对仲裁机构实行去行政化改革,亦应对诉调对接机制进行完善。     

现代性理论图景中的风险话语

当代西方的风险话语是在现代性反思的理论图景中展开的。对现代性本质的不同阐释和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区分西方风险话语主要流派的标尺。风险社会理论重视现代性制度的形态转换和风险的政治应对，风险文化理论关注现代性的文化维度和现代风险的建构本性，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强调风险内生于现代性系统分化的复杂性，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倚重于现代性知识／权力的管理效应和风险控制。梳理和借鉴西方风险研究的主流理论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理念转变与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

随着我国贫困治理进入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防范应对农村返贫风险,已成为我国扶贫持续深入推进的关键问题。基于多维贫困概念思维,借鉴风险研究的新理念,将这种风险理解为从收入返贫到多维返贫的风险结构,有利于把握风险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长效治理。分析探索社会风险理论研究在风险人群、致因及应对化解理念的三重转变,能够为我国未来贫困治理中的返贫风险应对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以此为理论基点,可以将农村返贫风险概括为叠加性、延续性、人群多样性及变动性等四重特质,基于其三层次结构的复杂原因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农村返贫风险长效治理的有效保证。     

公共安全视野下环境风险规制的改进

环境风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进而破坏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理论上,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环境风险规制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可执行的法律环境;实务上,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环境风险规制由公安机关依法参与政策制定并保障其实施。当前,"重"事故应急而"轻"风险预防、"重"公安职能而"轻"开放合作、"重"实体规制而"轻"程序制约的现状,是公安机关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面临的难题。改进之策在于明确公安机关参与环境风险规制的范围和职责;完善公共安全视野下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供给;建立公安机关参与环境风险规制的专家咨询制度;加强公安机关应对环境风险能力的应急预案建设。     

我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

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存在着自然风险、结构性风险、制度性风险、技术性风险等诸多类型.而完善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是社会风险防范的坚实基础,只有积极协调社会利益、培育社会中间层、塑造畅达的社会流动机制以及推进制度建设,才能有效消减和化解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论商法理念的时代动因

与民法相比,商法在基本理念、价值取向、规则制度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独立性。这是由商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所决定的,正是特定的时代背景主导和形成了不同时代商法特有的基本理念。因此,应当在商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流变中动态地把握商法理念。从西方国家商法理念的演进和流变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对商法的需求不断增长,商法理念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也随之发展和演进。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商法的基本理念正趋于成熟和完善,商法理念在我国商事立法、司法和实践中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价值和功能。     

论风险社会及其困境——基于吉登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吉登斯、贝克认为我们正处于风险社会中,风险社会是灾难性及其世界性的社会。风险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方式,因而风险又是关于文明的风险,作为严重后果它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反思风险社会的风险生成及其困境,树立风险意识和风险思维方式,对于所有社会领域并最终对于我们个人关系和政治经济制度都具有根本性意义。     

利益—风险:面向风险社会的公共政策分析

在风险社会中,以利益为核心的公共政策分析面临协调性、前瞻性和易变性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无法包容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之间的匹配关系。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必要强化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平衡思维,在利益分析中引入风险意识的矫正作用,建构促进利益认定与风险识别之间双向反思的双轨式公共政策分析模式。"利益-风险"双轨分析强调政策社群之间围绕利益需求和风险负担的表达、权利主张与风险责任的识别,以协商形成共识性的政策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管理中公共责任的落实。     

风险社会中的阶层：涉及面、应对力与分担机制

在风险社会中,存在着普遍性风险与特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是社会所有阶层都面临的风险,特殊性风险是某些阶层所面临的风险。以财富的多少与权势的大小所决定的风险分配的不平等逻辑,决定着阶层对风险的认知水平、阶层的风险承受力、阶层的风险应对力以及阶层面对风险时的行为取向等方面。无论是普遍性风险,还是特殊性风险,都存在着风险层层转嫁的可能。风险转嫁的后果,促使普遍性风险进一步恶化,特殊性风险转化为普遍性风险,最终使逃避与转嫁风险成为不可能。因此,强化风险分担意识,培育社会下层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和健全以风险的预警机制、风险的应急机制、风险的强制分担机制、转嫁风险的惩罚机制等为内容的风险治理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防治

虚拟社会舆情风险较高,且具有与传统社会舆情风险不同的特点。对于党政机关来说,虚拟社会存在大量触发舆情的风险性因素。有效防范和治理虚拟社会的舆情风险应做好舆情风险的实时监测,并做好舆情风险的预警和预判,同时应强化舆情风险源头管理,注重媒体沟通,强化社会协同,构建舆情风险防控长效机制,提升政府舆情风险应对能力和舆情风险意识。     

全球化视野中的风险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风险已经成为无法规避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应树立全球风险意识,启动全球风险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风险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挑战。     

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再思考及政策适应

全球风险社会正在形成,凸显了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再思考的必要。这一思考主要沿着风险从潜隐到显现再到公众对其适应性反应的路径展开,涉及风险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专家系统的介入以及风险信号的加强和衰减。高风险社会改变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环境,转换了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模式,拓展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更新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为应对风险话语下的社会,我国风险管理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行动的策略谱,谨防风险应对制度化演变为制度化风险,积极构建复合治理秩序以及重新设置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