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域中单位的性别选择机制

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单位在人才招聘中选择行为的生成机制,可以得出招聘中男性偏好现象的形成是由于组织认知定型化和正式制度虚置化所致。组织认知定型化是由非正式制度即传统性别文化塑造而成的,而正式制度虚置化则归因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不相容、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无效。如果要改变单位的选择行为,就要强化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论我国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实施

大学章程高等学校设置的必要条件,是建立现代大学和推进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大学章程的内涵,阐述了制定大学章程的价值和意义,探讨了大学章程的建设方略。提出要明确大学章程与高等教育法、大学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要加强大学章程制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确保大学章程实施的有效性,为学校发展提供保障。     

罗马传统的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基于大学章程的考察

在高等教育的语境中,大学治理指相关权力主体参与大学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是关于大学的各类治理机构的权责划分及其在运行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大学治理结构作为大学章程的重要内容,主要由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学术机构三部分共同构成。罗马传统的大学因其国家的成文法渊源,一般均有较为完善的章程。通过梳理罗马传统的大学章程,可对治理结构的不同机构进行归纳总结,形成类型化的机构模式,这对于我国大学治理以及大学章程的制定均有重要意义。     

大学组织文化的社会性别逻辑——对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案例分析

长期以来，大学组织文化的性别化特质并未受到关注。本研究通过进入一所研究型大学进行性别考察后发现：男性气质的组织文化与性别阶层化现象在以工科为主导的T大学非常明晰，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平等与中立，其背后却隐藏着性别化的逻辑，复制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社会性别关系。     

社区治理的民情基础——以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其治理是居民日常生活和制度实践耦合互动的过程。治理绩效的实现需要以社区民情作为基础。民情作为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基础性力量，涵括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两个维度。非正式制度是民情基础的当然构成。在社区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中，正式的制度执行与非正式的制度配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相互建构与转化，党建引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整合性制度设置。在保持开放和吸纳民情的基础上，党建引领通过情感治理建构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参与治理的组合力，继而实现了对生活世界中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需要正式制度不断调整其功能发挥的条件、形态并实现与社区民情基础的高度耦合。     

关于韩国世界高水平私立大学法人章程研究

韩国大学法人章程作用和功能相当于学校的宪法,从宏观层面上规定了学校发展与日常运营等主要事项。大学法人章程在保障学校自主办学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法人章程的效力要想顺利发挥需要借助一系列完备而详尽的配套制度、规定以及条例甚至附则等来执行。结合国内高校的大学法人章程建设实际,韩国经验对今后推进国内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现代大学内部制度的探索与思考

人类进入经济时代以后,大学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为了回应时代要求,必须从建立现代大学内部制度着手。对现代大学内部制度的建构,是维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优秀精神和传统,保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形成大学制度文化的先进性的重要保证。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现状与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建构是事关新时代党建工作灵魂与血脉的基础且关键的工程.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现状为,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制度机制,积淀并丰富着共产党人精神基础之上的价值认同,并且始终坚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遵循着历史观逻辑、实践观逻辑和系统观逻辑,是历史与当下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系统内部与外部的统一.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现状与生成逻辑,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营造清明的党内政治生态、巩固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从学术文化看大学现代学术制度的完善之路

大学现代学术制度建构的基础是大学的学术文化,大学学术文化的根基是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大学学术制度建设中存在的文化制约因素,提出加强大学学术文化建设,实现政府宏观管理与大学自我主导的有机统一,坚持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伴相生,促成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良性互动,达到人文管理与学术评论和谐共生,是现代大学学术制度完善的有效途径。     

经济理性、制度结构与乡土逻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共谋”现象研究

基于制度逻辑与利益逻辑,建立政策执行的"主体—情境—行为"分析框架。本框架关注政策执行中的行动者及其利益、政策执行的正式制度情境与非正式制度情境、政策执行的行为选择及行为结果。对G村两起政策执行共谋的案例研究发现,利益冲动是共谋的内在动因,分离的执行结构与虚置的监督体制为共谋提供了制度空间,乡土逻辑与农村文化则是共谋的社会土壤。这意味着政策执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激励兼容",并重视民情与运用地方性知识。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制度原因及其创新对策(中)

制度的正式约束指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宪法和法律、各级政府的政策和规定及条例、单位纪律规定、公司和社团章程、合同和契约、社会和民间性公约、委托代理规则和契约、遗嘱、公证等等;而正式约束的实施机制则为政党、国家、政府、中介机构、其他社团、村屯、其他企事业单位,它们形成实施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组织系统,虽然在一个国家里,上述正式约束与实施机制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影响到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成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专业台作经济组织的社会基础与制度设置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中,出现了章程制度与执行制度相分离的现象,原因在于章程制度的依据是西方合作社制度,以契约原则与民主原则为支撑,而我国乡村社会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文化与规则体系,即人情、面子、权威与关系.而且由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渐进性与缓慢性,直至今日人情、面子、权威与关系,相对于契约原则与民主原则仍然占据支配性地位.     

三峡移民文化的生成与阐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理解和阐释三峡移民动迁和三峡移民文化的崭新视角。分析发现:在国家主导和社会动员双重动力推动下,三峡移民文化的生成律在于国家、地方政府和移民群体之间的建构性表达;利益相关方参与是移民文化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性阐释;三峡移民文化的运作表现为建构与被建构之间的互动性要求。进一步反思、弘扬和发掘三峡移民文化,对于推动后期扶持工作中的移民社区发展、非政府组织功能和移民民主精神培育等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农村孤儿保护体制的个案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农村针对孤儿的社会保护制度,重点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儿童保护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的孤儿保护方面,主要的福利提供者为国家和家庭或扩展家庭。其他非政府组织力量基本缺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三种情形:错位、互补和正式制度的缺位。在错位和正式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国家对孤儿群体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农村孤儿承担了制度保护不足的负面后果。     

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建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既是当前国家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政策要求,也是国有文化企业又快又好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的建构,以两权分离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具有明确的实践价值指向与学理伸展空间及重要的成果集成创新意义;同时,又以国家文化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要求和现实进程为实践逻辑,具有实践意义上的逻辑自洽性。解决"文资办"的定位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职能划分两大核心问题,需要遵循"模仿"和"自主"两种技术路线,这将是建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的关键。     

浅谈公安教育、公安文化与公安软实力的逻辑生成

公安教育、公安文化与公安软实力是公安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本文从公安教育的基本属性、公安文化的内涵与类型、公安软实力论述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及生成。弄清公安教育、公安文化与公安软实力的逻辑关系，对于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中国警察特色和比较完备的公安教育训练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建设，提升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为公安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进路

在历史进程中自然积淀而成的非正式制度,往往比人为设定的正式制度对历史主体的变迁具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制进路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尤为明显。分析、总结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影响,对于推进党的执政体制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行业协会与经济政策:基于日本的政治经济经验

二战后,日本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合理的经济政策制定是其经济成功的关键。学界普遍认为,行业协会在日本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不过,当前研究更多聚焦于日本行业协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正式制度。其实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经验中,行业协会往往还通过非正式渠道来影响经济政策。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例如审议会制度、政党捐赠、人事交流以及舆论塑造等渠道,不但影响经济政策的出台,而且塑造了独特的政府与企业关系,形成了社会利益表达的机制。     

目标管理模式下大学生非正式组织工作探讨

大学生非正式组织研究,是青年学生组织行为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学生非正式组织成员流动性强,以对学生工作的影响可分为积极型、中间型和消极型非正式组织。从高校学生工作实际出发,对学生非正式组织的管理目标设置为进行自我教育、丰富校园文化、检验正式组织工作。管理积极型组织,采用强化自我教育、构建学习型非正式组织、适时转化为正式组织的方法;对于中间型组织,引入管理学中的激励保健因素理论,加强激励、处理好激励与保健因素的关系;针对消极型学生非正式组织,实施刚柔相济的管理措施,一方面加强多种渠道的沟通,另一方面,以学校的硬性制度引导和规范其行为发展。     

行政文化创新——以行政变革为视角

行政变革与行政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程度,对行政变革的方向有重要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必然也使中国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刺激着行政文化的创新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