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

国内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始于1997年,研究对象从黑客亚文化、网络语言亚文化迅速扩展至所有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以粉丝文化、恶搞文化等为多.但现有研究中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定义尚模糊不清,研究视域和价值取向在宽容同情的前提下呈正负两元对立的态势,研究采用的理论话语局限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表现出单一、僵化、整体上明显滞后于网络青年亚文化个体和群体实践的窘境.基于网络新媒体传播的新兴青年亚文化,应该有更多元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如此,方能更好地理解和分享今天的青年亚文化.     

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报告——基于江苏21所高校的调查

大学期间,大学生除接受主流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外,还必须面对各种类型的亚文化影响,尤其是网络时代,这种影响更是无远弗届.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21所高校的本、专科生进行抽样调查,以了解大学生参与网络青年亚文化接受、传播以及创制的实际情形.在此基础上,借用传播学、社会学等理论,对网络盛行的文字、图片及视频等文本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归纳和提炼了恶搞文化、自拍文化、网络语言文化、迷文化、情色文化等五种青年亚文化新类型,并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网络青年亚文化传播的主要路径,即线上传播、数字媒体传播、交互传播、综合传播以及跨界传播.     

亚文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

一个时期以来，从凤姐、小月月到恶搞“我爸是李刚”，这些与主流文化差异大的亚文化现象隔三差五地出现，犹如风暴来袭，在网络新媒介上卷起一片尘埃。有的很快风平浪静，有的持续发酵。如何看待这些亚文化现象？它们的出现和存在是否有意义？对社会总体文化意味着什么？它们会有怎么的发展趋势。     

青少年网络恶搞研究

青少年网络恶搞是青少年利用网络对严肃主题、经典、权威以及某些社会现实加以解构而建构出的娱乐活动方式.随着社会的网络化发展,青少年网络恶搞有扩大的趋势.青少年网络恶搞的出现,是草根文化发展、青少年网民增加、媒体与网络商业化、学校和家庭等内外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应对青少年网络恶搞,要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青少年道德和网络法制建设,建设良好的网络文化,给予其正确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恶搞——一种消费主义文化病

恶搞,因其娱乐性、搞笑性的特点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且呈泛滥之势.笔者认为,这是消费主义文化时代大众激情反叛的表征,其本质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病.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当前青少年恶搞成风主要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青年自身的个性特点以及人文的困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在弥漫着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中,网络恶搞并不会从此销声匿迹,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健康引导,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内在需求.     

大学生犯罪的文化因素和防范对策探析

文化环境的恶劣是大学生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对文化中可能导致大学生犯罪的一些因素进行分析探讨显示,暴力亚文化、色情亚文化、享乐亚文化、腐败亚文化等不良亚文化都对大学生行为造成重大影响。因此,从文化角度探讨大学生犯罪的防范对策,对预防大学生犯罪意义重大。     

亚文化环境与青年社会心态

亚文化是指与主导文化既相从属又相背离、为社会上特定群体所认同的一套独特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风格时尚等符号系统,即该群体人们所共同经历的一种集体认同形式.亚文化环境是指不同亚文化之间、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它能促成不同亚文化群体对经历着的共同事物作出不同的反应,影响并规定着相关群体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一般是指对人、事物以及观念等带有一定态度取向的群体性社会心理状态.青年社会心态则是青年群体中反映出来的带有一定态度指向的心理状态.青年社会心态受青年亚文化范型特征所规定,同时又受制、从属于社会     

亚文化视角下警察越轨现象思考

警察越轨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警察越轨的原因很多,其中职业性的暴力亚文化影响、职业圈内的过度文化认同、普遍存在的规制越界等文化因素,起着较强的渗透、教化和刺激的负性功能.以警察亚文化视角观照警察越轨现象,有助于从文化层面抑制并矫正警察越轨现象的滋长.     

解读"奔奔族"和奔奔亚文化

本文描述了"奔奔族"的典型形象,运用社会亚文化理论解读奔奔亚文化.认为奔奔亚文化体现了部分青年人对于社会结构的认知,是一种具有复合型文化属性的文化结构,代表了一种现代大城市人的社会性格取向.在转型社会和现代性的背景下,这一亚文化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文化.     

来信摘登

莫把“恶搞”当时尚 2006年，恶搞大行其道，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影片、英雄人物等，都难逃成“恶搞”的命运，想恶搞的人进入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境界”。审视恶搞，其实就是一种扭曲甚至畸形的社会文化，颠覆着传统的文化道德。网络上的自由言论权是有限制的，有两条线不能突破：一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不能突破；二是法律的红线不能突破。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     

从“三个特色”到“三个代表”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一、“三个特色”的来龙去脉“三个代表”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他长期以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三个代表”重要的思想渊源观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提出的“三个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