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称叙事的文本世界建构

世界建构元素和功能推进命题是文本世界建构的两个组成部分。文学叙事语篇的叙事人称和叙述视角会影响读者文本世界的建构。在第三人称叙事中,由于叙述者不在小说的虚构世界中,读者直接走进小说故事表征小说的文本世界。由于全知第三人称叙述者既可以从外部观察小说世界,也可以进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读者的文本世界建构也会随着叙述者叙述视角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当叙述者站在故事外叙述时,读者建构语篇的文本世界;当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时,读者建构从文本世界偏离的亚世界。     

可靠、不可靠与不充分叙述——一种修辞诗学

在叙事研究中,修辞方法关注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虚构或非虚构文本中的人物叙述对这种关系产生的作用,会对读者施加相应的情感和伦理影响。人物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不充分叙述均不存在二元对立关系,将这三种叙述类型及其亚类型排列在一个从非常可靠到很不可靠的谱段之上,则既能够对人物叙述予以清晰的描述,又能为内容更为广泛的叙事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论小说叙事学中的叙述视点、视角与聚焦

叙述视点、视角和聚焦是小说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述视点即叙述者站在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来叙事,重点解决"谁在说"的问题;叙述视角讨论"谁在看"和"看什么"问题,狭义上的视角受人物等因素限制;在热奈特的聚焦理论中,聚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主要讨论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及其变化。叙述视点、视角和聚焦这三个概念从不同的侧面讨论小说的叙述行为,均涉及叙述者与感知者、小说人物与聚焦对象、叙述技巧与故事内容、现实生活与文学虚构等叙述理论所讨论的本质关系问题。本文旨在说明,三者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等同或对立,它们互相区别,互相依存,对其深入理解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对小说文本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论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可靠与不可靠性

在叙事作品中,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其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但是,不能将这一基于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区分简单化与绝对化。在可靠与不可靠叙述者两极之间,存在着一条变化的轴线,存在着两者之间动态变化的关系。通过对一些作品的分析,以人物作为叙述者的同故事叙述中所存在的这一对应关系可得到揭示。     

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不可靠叙述——辛格《旅游巴士》叙事策略与主题的融合

辛格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犹太作家之一，他擅长使用独特的叙事策略来彰显作品的主题意义。他的小说《旅游巴士》的叙事策略，就独创性地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和由此带来的不可靠叙述，让读者和“我”一起感同身受，聆听各个人物的倾诉，共同思索事情背后的真相，最大程度地调动了读者的文本参与意识，从而凸现了小说所蕴含的主题意义：现代世界充满了未知的神秘因素，犹太人始终摆脱不了逃离的命运。     

“白话”“口语”与现代诗的叙述学

中国新诗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而“白话”作为新诗赖以存在的语体，它是在当时人们日常口语的基础上，经过传统白话语言和欧化语体等多重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尽管白话诗中的“白话”不等于口语，但它与口语的关系最为密切。“白话”本质上就是一种叙述语言，所以，白话诗具有赖以存在的叙述基因和要素。虽然白话、口语一直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并且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但真正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相提并论的，也只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口语写作思潮。无论“前口语”还是“后口语”，实质上都是一种叙述语体，并且以此前后呼应、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诗歌叙述风气和思潮。如从历史过程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叙述诗，还是新时期启蒙年代的口语叙述性写作，均为中国现代诗的叙述学提供了典型文本和叙述思想。     

讲述还是建构：叙述者问题与电影叙事的理论模式

随着文学叙事学的发展，电影叙事学也建立起了语式叙事学式的电影叙事理论模式。在该模式中，叙述者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作为话语的发出者，它被界定为一种叙述机制，对故事的讲述负责。大卫·波德维尔的电影叙事理论从认知建构的角度来理解电影叙事，认为故事是电影形式和观众认知交互作用的产物。从观众对故事能动的建构来看，电影叙事学中的叙述者机制是存在问题的。叙述者问题是当前电影叙事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叙述者问题出发对叙事机制进行考察．可厘清电影叙事研究的产生与发展脉络，并辨析出不同叙事理论模式间的主要差异。     

论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尽管并不存在像现代主义跟现实主义之间那样的明显"断裂",但其间依然显示了独特性。后现代小说在叙事方面显示出如下特征:对作品的复制与多重复制,融合事实与虚构、现实与神话、原创与模仿,消解文学不同类别和体裁的界限,叙述主体的"本体论"运用与戏拟式变换,不可靠叙述者大量出现。     

当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的“集体叙述”声音

“集体叙述”这个概念来自女性主义学者兰瑟。她在《虚构的权威 :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中提出了“三种叙述声音”的观点 ,即“作者声音”、“个人声音”和“集体声音”。她解释说 :“我说的集体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 ,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 :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 ,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1 ]她的这个概念针对的就是女性和女性的特殊意识形态地位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来说 ,这个理论也很有可资借鉴的地方 .本文就是试图借用这个“集体叙述声音”的概念探讨中国近年来女性作家创作中的几个典型 ,分析这些作品的文化内涵。     

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

性别叙事学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的实践方法．将性别研究和经典叙事学纳入了同一视域，使得两种本无联系的文学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性别叙事学不仅注重对女性作品的性别化解读，它还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男性作家及作品．揭示了叙述结构和文学技巧所蕴含的性别关系本质。本文从叙事模式、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等诸方面阐述了文学的叙事形式与性别意识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尝试使用叙事学的分析工具对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义的阐释，希冀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研究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论鲁迅小说的外聚焦叙事

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三卷中,苏格拉底划分了话语表现的两种不同方式:纯叙事(diegesis)与模仿(mimesis)。“纯叙事”的特点是:“诗人自己即说话者,他甚至并不想使我们相信讲话的不是他。”“模仿”则是诗人竭力创造一种不是他在说话的错觉。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欧美文学批评中,“纯叙事”与“模仿”的划分又以“讲述”与“显示”的名称重新出现。“显示”被认为是客观的,非人格化的,或戏剧式的,是事件和对话的直接再现,故事被不加评价地表现出来,叙述者从中消失,留下读者在没有明确评价来指导的情况下,从他自己的所见所闻中独自去得出结论。“讲述”则是以叙述者作为中介的再现,让叙述者控制着故事,讲述、概括,并加以评论。 就西方文学而言,自福楼拜开始,许多作家和评论家都确信,叙事作品中直接的、无中     

试论叙事作品中作者在文本中的表现

在叙事性作品中,作者与文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作者既在文本之外,又在文本之内,这样就有了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分。作者无法完全撤离文本,但作者可以在文本中选择显现或者隐退,这样就产生了人格化叙述和非人格化叙述。在叙事文本中,作者往往通过两种替身存在着,这两种替身就是隐含作者和叙述者。     

论“新小说”的叙事话语及其构成

“新小说”的叙事话语有文体的综合、意义的反讽、声音的复合、语式的自然等特征。“新小说”文体的综合主要体现在它从小说话语文体自身特点出发,融戏剧话语、电影话语、散文话语等话语文体于一体。从意义构成上看,“新小说”的反讽主要表现在叙事中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声音上的复合型是“新小说”叙事话语的又一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叙述中有各种叙述声音的融合。从叙述语式构成看,“新小说”叙事话语主要呈现叙述者与“物”和谐并列的特色。     

唐传奇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

唐传奇的叙事视角是一种男性化的叙事视角 ,文本贯穿着男权中心主义 ,无论是叙述者还是被叙述者 ,其目的都旨在弱化女性社会地位和强化男性主体意识。本文通过对唐传奇具体作品的分析 ,对这种现象进行梳理 ,并以此期待科学、文明的社会性别观     

叙事罅隙间的知识分子话语——对于臧克家长篇叙事诗《从冬到春》的话语分析

臧克家抗战时期创作的长篇叙事诗《从冬到春》的整个叙事过程中,出现了叙述对象的陡转、心理陡转与内视角叙事等三种叙事现象,它们造成了文本叙事存在着明显的罅隙。罅隙的出现透露了文本中在民族解放话语占据主流地位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话语的潜隐存在,并与民族解放话语形成相互颉颃的局面。两种话语体系的颉颃,引发了对于战争中的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人性需求对立冲突这一战时现象的追问,亦将带来更多关于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思索。     

论罗宾·沃霍尔的叙述干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生理差异等层面界定何为“女性写作”，但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之一罗宾·沃霍尔认为，“跨历史的”、“普遍的”女性写作无法界定，必须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描述女性写作。她以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叙述干预为例，把叙述干预划分为疏离型和吸引型两种类型，并论证这两种叙述干预具有不同的性别气质内涵，前者属于男性写作范畴，后者属于女性写作范畴，后者被理论界贬低乃性别偏见之结果，两者存在内在关联，有时也会混合使用。     

时间与抒情诗的叙述时间

时间是人类最为切近的生命体验,也是中外古今文学作品表现的重要母题。在叙事理论研究中,包括中国传统的叙事研究在内,对于叙事类作品,尤其是叙事虚构作品的时间表现,已有了长足的进展,而对抒情诗歌时间表现的探讨,则涉足甚少。从跨文类叙事学研究的视野,可以透视抒情诗的叙述时间。抒情诗存在着可与叙事文本类比的"事件",并展现出时间性与序列性,只不过是以与叙事文本有所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以叙事理论时间分析的时序、时长、频率三重关系作为入口,可以勾勒抒情诗叙述时间表现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在中外抒情诗中普遍存在。对这一内在的叙述时间关系的揭示,将有益于对抒情诗歌的理解和鉴赏,也可以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思考叙事文本的时间表现。     

《傲慢与偏见》中叙事艺术分析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中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的婚姻爱情故事,展现了独特的叙事艺术:采用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叙述方式,重叠功能性人物与心理性人物,通过聚光灯与反射镜来塑造人物,隐蔽作者型的叙事声音,恰当地选择小说书信化,这些都使小说在平凡事件叙述中展现不平凡的艺术特色.奥斯汀成功地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将小说带离传奇迈向独立,使《傲慢与偏见》成为文学史中一朵奇葩.     

叙述视角理论与柏拉图诗学体系的意识形态性——以《理想国》卷二、卷三及卷十为中心

在对柏拉图诗学思想的研究中,其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视角理论与其诗学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忽视。柏拉图从神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三个角度出发,不仅在历史上最先区分了单纯叙述和摹仿叙述,而且对这两种叙事视角背后的道德内涵进行了深入阐释,较早地注意到了文学叙事的伦理性和意识形态性。柏拉图的叙述视角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其诗学理论中的灵感说与摹仿说的歧义,也有助于我们认清柏拉图诗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可启发我们对于文学叙事意识形态属性的深思。     

利奥塔语用学与精神分析理论

利奥塔作为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大量吸收的后现代理论家，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欲望的政治学。他试图以语言实用学（简称语用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并深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叙事”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产主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局限，进而提出后现代话语是一种多元异质的话语“语用学”。利奥塔的“欲望文本策略”是相对于受语法规则支配的“理性文本策略”而提出来的，它所表现的是以被压抑的文本叙述冲破规约性文本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