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团队与所有权分配中的长期合约

基于长期合约关系对资本效率保护的分析 ,我们发展了一个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内生议价模型 ,以解读新兴企业组织内长期合约关系下所有权的配置和流动。以新兴企业企业家团队及其他参与人自发的对企业所有权合约安排的改写这个逻辑为起点 ,长期合约下所有权分配的产出效应、人力资本参与所有权分配的特征得到了较为仔细的讨论 ,主要的结论有 :为降低决策链上的交易费用 ,保护团队合作的分工效率 ,突破投资关系的局限 ,自发选择会要求足够的契约自由 ,而关于所有权分配的长期合约的好处 ,也会在组织制度试验中逐渐固化 ,在这个过程中 ,新兴企业逐渐成长、成功     

产权与企业——马克思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企业产权的研究比较

企业是各种要素的产权在微观层面上的有机结合体。马克思和科斯等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都从企业起源和企业演进的角度研究了产权安排的重要作用。他们对企业产权研究的时代、对象、方法、特点、重点、目的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他们对企业产权的研究也有一些共同之处。通过比较马克思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企业产权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企业产权安排的变化是企业制度演进的基础;要搞好物质资本产权结构的安排,促进我国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知识经济时代要高度重视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性。     

基于当期收益的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研究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组成的一个特别合约。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结合的过程就是创造实现价值(利润)的过程,创造实现的利润理应由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分享。问题在于人力资本产权的价值应如何计量?本文对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提出了“产权收益法”,并构建了一套基于当期收益的人力资本产权价值计量模型。     

宏观制度视野中的现代企业理论:框架和意义

考察企业的合约性质与制度安排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要内容。然而企业并非天然存在或事先给定,现实中的企业制度也都带有明显的"异质性"。其原因在于,不仅企业博弈均衡的内在逻辑必须以一定的外在制度为前提,而且具体企业制度本身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现代企业理论必须赋予自身以"宏观制度之维"才能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论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模式与绩效——基于农村与国有农场两类经验的比较

制度创新是改善经济绩效的重要手段,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我国农地制度改革主要通过国家政策调整的方式实现。以第二轮土地承包为契机,国家政策干预从基本经营体制方面,深入到农村集体内部的地权配置上,打破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承包自主合约关系,走上了强制性制度变革模式。在较少的政策干预下,国有农场自经营体制变革以来,一直保持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农场内部的资源配置通过自由协商完成。国有农场基于自主合约完成的地权配置,在农业生产和资源配置方面皆具有优势。国有农场的土地制度安排,构成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参照。     

经济增长中政府行为的制度分析

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动态过程中的内生变量 ,它构成经济增长中合作与竞争的基本秩序 ;而作为国家意志的代理人 ,政府用以交换和服务于委托者的基本形式 ,就在于制度供给。它不断界定和明晰产权结构 ,为经济增长提供生产性制度安排 ,也可引导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定生产计划与宏观政策 ,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协调框架 ,这样就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融入了制度分析框架之中。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国际模式与中国的现实探索

通过对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私有化过程的分析,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以建立一个分析国有资产私有化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不同的私有化动因及其路径选择,也有助于从产权明晰和支持性制度安排的视角剖析我国国有产权变革的历史进程,并由此把握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演变的经济逻辑。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产权经营创新

发达地区产业竞争园区,欠发达地区园区竞争产业。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要素累积单薄,园区竞争产业处于不利境地,制度创新成为唯一出路。文章从企业的契约性质角度,讨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价值基础,提出了园区产权创造的制度条件,分析了园区产权经营的复杂性,探讨了园区产权效率经营的制度安排。为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产权经营政策创新提供借签。     

劳动力产权视角下的企业人性化管理

劳动力具有强排他性、转让的有限性和使用弹性等特征。因此,保障劳动力与其载体相结合的劳动力产权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企业人性化管理为劳动力与其载体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制度模式,从而代表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这种管理模式本质上表现为劳动力产权的落实和提高。     

论农村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

安全地权由相对权利强度、权利持有持续时间和权利保证性几方面所决定。农民地权常常是不安全的,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妇女的土地产权不安全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妇女土地产权的安全性一般意义上取决于,在土地产权交易不发达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位置的固定性和妇女的婚姻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拥挤性与妇女群体的弱势地位、以及影响村社土地制度安排的宏观因素及村社集体特征。     

产权、劳权与和谐社会建设

财富的源泉决定了合理处理产权和劳权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的重要性。我国改革实践深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产权制度改革,忽视了劳权制度安排,不仅造成企业改革难以走出困境,而且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的运行发展。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权和劳权关系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产权和劳权是市场经济的两个支点,坚持劳权和产权并重的原则,在所有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倡导劳权文化,对避免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现代企业激励效果的十大因素

我国的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缓慢,企业不乏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关键是缺乏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因此,本文拟通过发掘影响经营者激励机制的外部和内部因素,为寻找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安排提供依据,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现代化水平,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安排的产权解释与博弈分析

制度是人们行为与权利的边际,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是实现知识产品有效供给和社会福利改善的最优选择。从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和博弈论的经济分析方法上分析,产权界定、产权激励、经济人的理性选择需要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租:公共政策的意蕴

本文从布坎南关于"租"的论述出发,运用新制度主义方法重新审视"租"的公共政策意蕴,认为公共政策是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结构;在制度变迁中,由于不同体制、权利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就是"租",这是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寻租是有成本的,表现为政治交易费用,政府创租和利益集团寻租是不同的两种政治交易过程,表现为公共政策议程;有效率的公共政策选择依赖于制度结构,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     

论政府自由裁量及其立法控制

正视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双面性 ,在政府法制改革中 ,加强对政府自由裁量的监控 ,限制和消除其消极影响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自由裁量的含义及其不同层面的表现 ,指出监控政府自由裁量必须从自由裁量权的产生过程开始 :立法应当明确授权政府自由裁量的目的、对自由裁量权作出适时和适度的安排、明确自由裁量的程序要求及相应的责任制度 ,同时应当发挥政府在制定自由裁量权行使细则方面的作用。     

哈耶克自由理论初探——基于《自由秩序原理》的文本解读

哈耶克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丰厚的著述中,《自由秩序原理》最能体现其原创性的自由理论。哈耶克主要从自由的内涵、自由的知识论基础和保障自由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阐释其现代自由理论。     

困境与出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探讨

农村土地流转是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是促进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制度创新。当前,我国农地流转面临诸多困境:农地产权关系不清晰,土地流转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民工社保真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等因素制约着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而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切实保障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不断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和积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专业型农业种养大户,加强农地流转各项配套制度建设则是破解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困境的具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几点启示

近年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我国经济学领域的一大“热点”,它为人们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我国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需解决的腐败与反腐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三个问题均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诠释并购中企业产权的交易与重构——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一种解释

企业并购包括三个连续的产权变化过程产权交易、产权重构、产权治理结构更新,直接价值产权、直接物质产权、个体间接物质产权自由有效地交易引起企业产权重构,企业产权重构导致产权治理结构更新.其中,产权治理结构更新是战略性企业并购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产权交易的根本目的.就产权交易而言,企业直接价值产权的交易是必然发生的,企业直接物质产权与个体间接物质产权的交易是可能出现的.     

走出中小企业外源融资难的困境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中小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融资问题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建设,提高自身经营能力与信用等级;二是创新金融制度,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三是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度安排中的作用,完善法律和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