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 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 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 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从国际秩序转型看中国的和平发展

当前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与历史上其他时候的国际秩序转型不同,这一次国际秩序转型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其驱动力主要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使原有的国际秩序被颠覆,而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东亚的力量组合、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以及利益等均出现新的演变。总的来看,东亚秩序出现"和平转型"特质,它体现在三个转型之中:一是中国的转型,一是东亚的转型,一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国际秩序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现状与未来

中国崛起与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和秩序变迁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崛起带动东亚权力格局的变迁,东亚格局的变迁又促使东亚秩序的变革.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的崛起被夸大,其崛起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且只是经济的部分崛起.本文对当前和未来近20年的东亚权力格局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东亚已经浮现出中美两极格局,且未来20年内仍将朝着这一格局继续演变.在东亚两极格局已成现实的情况下,秩序变迁势在必行.中美是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关键力量,东亚秩序的未来将直接取决于中美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一快一慢,双头领导”是本文提出的东亚秩序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建议.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先后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华夷秩序以及以日本、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秩序,在以国家主权为国际关系核心机制的当代,这些反映不平等国家间关系的秩序无法复制到当今东亚,东亚的现实也决定了不存在孕育这些秩序的土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种趋势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当今东亚秩序的建构,然而一个统一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又受到该地区复杂的大国关系的制约,东亚秩序将摇摆于“东亚”与“亚太”之间。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建构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框架

本文概述中国东亚战略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创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并巩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东亚秩序。中国东亚秩序战略应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坚持共同利益路径、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适时推进地区制度建设、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保持战略耐心。本文强调,中国应深刻理解和顺应东亚一体化的基本路径选择,也要同时实现自身的观念创新、路径创新,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推行基于开放地区主义思路下的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成为东亚秩序的积极塑造者.     

东盟与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合作机制构建

地区合作机制的创设能力不仅是大国崛起的一般性标尺，也是大国崛起的内在要求。参与和创设东亚合作机制是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它有助于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地区性根基，构筑平衡的大国关系，咒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中国的制度化行为也拉动了地区经济增长，缓解了地区安全困境，促进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实际上，中国和平发展和东亚合作机制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