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     

东盟对中美竞争的认知与应对

东盟国家认为中美竞争加剧破坏东盟赖以存续的地区与国际环境,给其带来巨大挑战。东盟坚持"不选边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通过提升凝聚力和韧性、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展伙伴关系网络、促进地区包容性和务实合作的方式消解中美竞争带来的风险。面对新型的大国竞争态势,东盟试图在中美间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然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及中美对东盟政策走向与东盟内部挑战叠加将为东盟应对增添诸多变数。对此,中国应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拓宽与东盟的共识,加大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特朗普冲击”下的新加坡双向动态平衡倾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两国间的博弈日益激烈。一直坚持"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新加坡面对政策意见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美国政府,在政治舆论上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度。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新时期新加坡的战略选择,本文采用新闻社论文本分析的方式,结合新加坡主要领导公开发表的言论,分析新加坡主流舆论在关键问题中的态度,并据此总结出新加坡在"特朗普冲击"下的动态平衡倾向形态。研究发现,新加坡在国际贸易、种族宗教和环境保护方面与美国政府持有相反的意见。为了维护"特朗普冲击"后的动态平衡,新加坡一方面仍然寻求与中美两国维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快东盟内部连结,提升东盟综合实力以打破两极格局下的选边困境,谋求更多的地区事务话语权。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东亚区域化现状中的争议热点除了大国关系,还有一点在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合理。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受到质疑,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弱小有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东盟的重要意义。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来观察东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东盟的积极意义。东盟治理的独特机制是在长期的国际互动中形成的有效制度形式,构成了东盟相对成熟的制度能力,也是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来源。随着东盟将其区域治理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区域,切合东亚现实状况的东盟治理机制将为东亚区域化提供不断推进的有利选择。     

从柬泰边境冲突看东盟冲突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地区管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冲突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柬泰冲突中东盟的无力表现则凸显了东盟冲突管理机制的困境。文章在四个方面提出提高东盟冲突管理能力的途径。     

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的美中苏三角关系

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 ,实际上是以中美为一方 ,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东亚进行的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角逐。“教训越南”的战略举动主要是着眼于稳定东南亚局势 ,着眼于国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格局。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加强     

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东盟共同体建设困局与观念交锋

2015年底,东盟共同体宣布成立,东盟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进程均取得重大进展。然而,东盟共同体成立,并不等于建成,东盟共同体建设困局逐渐凸现出来。东盟国家间价值观与规范差异很大,东盟安全机制难以开展实质性合作,东盟自贸区的诸多利好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东盟身份认同的构建仍然任重道远。东盟共同体建设困局的背后是观念的交锋。东盟共同体是东亚历史上首次成立的次区域共同体,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准确理解东盟共同体的困局与观念特征,对把握地区格局演变和秩序塑造,具有重要战略和政策意义。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美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协作的新形式,是中美两国“以经促政”的重要合作方式,也是实现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多方共赢的重要经济实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中美两国企业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错位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负面舆论、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等构成了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当前,中美双边关系充满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推进经贸谈判、完善“二轨外交”合作机制、构建中美企业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开拓新兴产业合作领域,有助于推进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乌克兰国家安全危机分析

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乌克兰在对外战略的抉择中不断陷入困境。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因处于大国地缘竞争的过渡地带,造成自身在领土安全和国家稳定方面的悲剧局面。乌克兰的外交重点处于西方或俄罗斯这两种外交方向的不断转换之中,通过平衡这两种政策的运用来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利益。与此对应,大国通过遵守规则予以奖励,漠视规则进行遏制与惩罚的方式来应对乌克兰的对外行为。其结果是乌克兰与周边大国的互动逐渐陷入循环往复式的困境,处境变得日益糟糕。乌克兰内部的认同冲突根源于其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地带之上的历史互动与实践,并最终造就乌克兰的弱国家地位,使得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的角色,国家安全与诉求长期遭到漠视,在内外冲突的互动过程中,乌克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断恶化。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及其启示——以韩国和新加坡为例

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是衡量一个国家政党政治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探索东亚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有助于我们了解东亚政党政治的运行过程和发展规律。韩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虽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涵盖了东亚政党与民众沟通的主要模式,从政治沟通的整个过程来看,也有一定的规律和经验可循。如充分发挥政党的能动作用、采取灵活多样的沟通方式、积极主动地拓宽沟通的渠道等。借鉴东亚政党与民众沟通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执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模式十分必要。     

新现实主义视野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

作为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新现实主义也被运用于地区层面,成为很多国内外学者阐释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理论范式之一。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东亚国家对于均势体系或结构的追逐由来已久,无论是东盟的成立,大国平衡战略的实践,还是由于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中国威胁论"以及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竞争等都彰显了东亚地区结构的不断变动,显示出东亚地区国家间追逐权力平衡的过程。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东北亚的历史变局与中国的战略调整——以中日力量转移为线索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东北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有一个因素十分关键,那就是发生在中日间的力量转移。历史和东北亚地缘结构均证明:作为地区主体板块,中国的强大是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核心要素,东北亚力量中心向中国转移有助于促进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形成。但是,随着中日力量转移进入持平期,中日安全关系也将更加敏感、更加复杂,变数加大。中国必须充分把握这一趋势,塑造强国心态,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更加主动地推动地区安全与共同发展。     

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抱负与局限

特朗普政府谋求从根本上重构中美关系,重置对华政策的前提与目标、框架与内涵、手段与方式,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涉及面广、颠覆性强,严重削弱了中美战略互信,破坏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扭转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摩擦与动荡,使两国走向对抗与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努力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这使其实现对华政策目标的能力大打折扣。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美国对华政策还将出现新的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可塑性。对中国来说,以稳健的实力增长为支撑,以合理的利益交换为出发点,以适合时代潮流的对外政策为工具,致力于塑造良性竞争、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是当下和今后对美政策的基本思路。     

中韩经贸合作与东亚自由贸易区构建

东亚地区作为21世纪区域发展战略的制高点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关注。以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推动未来建立一个东亚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地区各国或地区的一种应对未来挑战的积极探索。新的区域战略支点与运作需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集散功能、配置功能、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有效运用中韩两国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以“互利双赢”的利益关系为导向,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协调、推进区域内经济合作。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海洋污染合作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东亚海域污染情况复杂,合作治理难度大,尽管目前已有东亚海洋协作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合作机制,但成效甚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聚合了海洋污染治理的全球共识,为解析和指导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深描东亚海域污染各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揭示其行动逻辑及作用机制,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阐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博弈产生的动因,通过经典博弈模型描述中日、日韩、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过程,能够解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效果欠佳的症结所在,进而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全面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完善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