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依赖度与大五人格关系的定量模型研究

网络已对大学生行为模式产生着深刻影响,网上不文明行为、不道德行为、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这些不良的网络行为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大五人格测试和用网情况调查入手,建立数据库,分析大学生大五人格特质的统计规律,挖掘其网络依赖度分布特点。初步建立网络依赖度与人格特质回归模型,提取影响用网情况人格因子,提出培养健康人格,预防网络失范对策。     

破解“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一系列“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运输毒品罪死刑裁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8-2020年全国运输毒品罪死刑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查获毒品种类、查获毒品数量、坦白、认罪认罚、再犯、运输方式、运输起点、案发地点等因素对毒品运输行为人是否被判处死刑具有影响能力;查获毒品种类、查获毒品数量、主体身份、毒品流通、国际贩毒、运输方式、运输次数等因素对毒品运输行为人的死刑执行方式具有影响能力。但是,查获毒品种类的因素影响能力被毒品折算过程稀释而只能间接体现,毒品因素的影响结构在事实上仍然是单一化的。另外,人身危险性因素的实际影响能力与理论预想之间存在差距,社会危害性因素对"死刑圈"和"死缓圈"入圈影响程度的倾向性也存在偏差。为优化运输毒品罪的死刑裁量,应从三方面进行。一是使查获毒品纯度具有影响能力,建构复合型毒品基础性情节考量模式;二是增加"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随行运输毒品"为从重处罚情节,夯实多元化法定因素影响能力结构;三是提前进行逻辑层次设定,区分同一性裁量因素对两次入圈的影响程度。     

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

基于微观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及宏观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差异下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城乡之间,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信任与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地区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但主要来自经济差异而非环境状况差异;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都与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着随机斜率影响。     

农民工公众信任对其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消费者信任-行动理论,利用2013年深圳P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公众信任视角切入,从政府信任和人员信任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总体信任对其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参与率越高;而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对其参与公共服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有序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进而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医患信任脆弱性:理论框架与反脆弱发展体系

近二十年,医疗纠纷事件频发,恶性伤医事件也屡见报端,直指医患信任系统的脆弱程度。已有医患关系研究与管理制度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管理实践上重视自上而下的医疗服务质控体系及规制建设,忽略自下而上的患者赋能干预及制度设计;二是医患关系管理研究侧重于系统外部因素,未能将医方与患方作为共同体纳入医患关系治理的框架。本文以"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为基础,以医患信任为研究为切口,分析医患信任脆弱性发生的系统内部扰动因素,提出"医疗服务感知-医患信任脆弱性分析框架",以反脆弱性核心思想为依据,反思制度设计,而非关注医疗纠纷事件本身,提出自下而上的医患信任反脆弱发展框架体系,旨在为医患关系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框架与思路,为医患关系研究提出新范式。期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升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新时代政府信任的来源——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力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社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有效回应,构成政府信任的来源。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数据,检验社会公平和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得出研究结论如下:在社会公平方面,公众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公平、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司法与执法公平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社会公平程度评价越高,可能越信任政府。在经济绩效方面,公众对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的评价与政府信任正相关,公众对政府的经济绩效评价越好,可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从总体上看,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大于经济绩效,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司法和执法公平。区分来看,仅比较财富及收入、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平和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力,经济绩效因素则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