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法律思想确立时期的形态及成因散论

正统法律思想指中国古代制度构建所依凭的思想基础。第一部分将对正统法律思想初成时内部诸元素的内涵和历史渊源分别做一些分析和解读,包含法律与君权、礼、天、德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对儒、道、法三家的法律观做简单的梳理。第二部分将从中华文化发源地的自然环境出发,以农耕和征战为立足点,论述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     

清末礼法之争的反思

本文试提出自己关于发生在清末围绕《大清新刑律》一些条款的礼法之争及礼、法两派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对于礼、法两派的主张都应重新评价.而礼法之争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这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图鉴之礼法结合

礼法结合,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这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最基本的特点。这种法律文化不仅与西方迥异,与东方其他国家也有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还需关注其道德内涵——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礼法合治”思想的启示

就社会治理文明历史传承而言,西方法治文明大厦是建立在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及其衍生的思想成果之上,并形塑出西方法治今天之样式。而华夏文明之"礼治"传统及其伦理哲学在历史上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及文化特征,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华夏治理文明呈现出重于"德"而轻于"法"的制度及文化表现。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华夏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法治文明的文化融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特别是认真汲取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重视"礼法合治"思想的有益成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坚持“礼法合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一点体会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指导原则。奉行“礼法合治”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智慧的一个宝贵结晶。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实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解决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法宝。     

礼法兼治的曹操

曹操（155-220）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学界研究曹操的思想，观点不一，有的认为他是法家，有的认为他是儒家，还有的认为他是儒法兼治。从他的著述与活动实践来看，其思想不仅有儒家思想也有法家思想，还吸收了道家等思想，是个融汇诸家思想为一体，突出儒法兼治的思想家。     

法理与法礼的思考

本文指出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与当代移植而来的法律理念广泛存在着不可调和性，从思想本源去主动吸纳这种理念，渐进的发生，或许是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的途径。     

管好身边的人很重要——唐宣宗责万寿公主

十一月①,庚午②,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③。颢,纟因之孙④,登进士第⑤,为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⑥,以文雅著称。公主,上之爱女⑦,故选颢尚之。有司循旧制请用银装车,上曰:吾欲以俭约化天下,当自亲者始。     

礼法结合之中国伦理化法律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是一部礼法结合之伦理化法律,礼法结合乃中国伦理化法律之最主要传统和特性,文章大体回顾了中国伦理化法律的发展历程,并初步阐明中国伦理化法律之"礼法结合"。最后从法律发展史、法制现代化角度谈及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现代转型中的礼法新说与治体论传统北大核心CSSCI

严复的西学译介透露出治体论语言和思维的系统性影响,以"治制"对接西学中的政体,同时显示出政制化、法治化作为主导逻辑成为现代政治思维的重心。这导致了治体论的概念重塑和理论重组,治道与治人的比重大为降低,制度和组织维度得以强化。礼作为治理模式被吸纳到君主政体之中且居于次要地位。政体论经由严复和梁启超的启蒙学术奠定了现代地位,而治体论则在他们的晚期立国思维中生机再现,《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礼法重估蕴涵了共和谏言的丰富启示。钱穆顺其遗绪将礼法新说和治体论推至新境,始于以法治为中心的政体论阐发,归于推重礼治而反思法治,并确立了以礼治涵括法治的立国主导取向。治体论传统在现代转型以来为先贤阐发礼法新说提供了思想脉络和资源,有助于再思国家治理传统及其秩序机理,从而形成兼具传统智慧和现代活力的中国政治学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