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狱政思想研究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的鼎盛时期，监狱思想和监狱制度已基本成熟。在“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依法治狱、以礼治狱、宽仁治狱、以威治狱的监狱思想，并指导着监狱立法和监狱执法，形成了严密的思想和制度体系，使唐代的监狱制度走在了世界监狱史的前列，并对后世及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礼法兼治与德刑并用--中华民族传统治国方略及其集中形式研究

中华民族传统治国方略是礼法兼治,也就是把以礼治国与以法治国结合起来;其集中形式是德刑并用,也就是把以德化民与以刑齐民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法德兼治,是对传统治国方略的超越。     

礼法融合的人性基础

本文通过剖析儒家礼治、法学刑治的实质,以及儒法合流后德主刑辅这一正统法律思想的人性基础,探讨了不同的人性论的特质及其对社会秩序控制方式的影响,并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思考     

对异化的儒家礼法的超越--道家法哲学新探

儒家礼法文化的异化促成了道家法哲学的应运而生。在批判和超越儒家礼法文化的同时,道家学派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阐述了不同于儒家礼法的法律哲学。儒家法文化在传统中国的巨大影响离不开道家的批判与超越,因此,应重视思想批判的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礼法的法律文化

正法律作为人们制度选择的结果之一,从来都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状况的简单反映。它具有双重属性,即客观与主观、反映与创造。中国古代法律史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刑法史。因此,法律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也即是中国古代刑法史所具有的属性之一。因此,我们如果要论述中国古代礼法结合这个现象的产生,就不得不谈一谈家与国、兵与刑以及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儒法之争。     

法治社会下“以德治国“问题探讨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对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国思想的批判继承.法治社会下的“以德治国“思想继承了传统“德治“思想的精髓,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对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践行和发展,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与德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以“礼法合一”为特征的伦理法.道德规范是传统法律的载体,同时处于法律的上位.这种法德关系的形成,主要是受家族主义文化和封建君主统治的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可以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参考道德因素,但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坚持依法治国.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从兵法到礼法：孙墨商荀的思想承继

荀子倡导礼法并重,其构建的＂礼法＂理论将孟子学说拉回到了孔子的原本立场并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得儒学思想恢复活力。而荀子思想活力的来源则可追溯到孙子兵法思想中的行为主义,这种行为主义观念在墨子和商鞅的思想中均被完全贯彻,并在荀子所创建的＂礼法＂理论中被成熟运用。这一思想主线展现了兵家与儒法两家的渊源关系,而从兵法到礼法的思想发展脉络既可以印证＂刑起于兵＂在先秦思想中的演变历程,也同时回答了＂儒法合流＂的思想来源问题。     

从孔子对郑、晋颁布成文法的不同态度看孔子的礼法观

通过孔子对郑、晋两国先后"铸刑书"、"铸刑鼎"的不同态度对比,可以看出孔子的礼法观。孔子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非常重要,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为政的好与坏。孔子认为,郑子产"铸刑书"是为维护礼制,应该得到赞赏,而晋荀寅"铸刑鼎"是为私利,理应批判。孔子的礼法观是以礼为主,以法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