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愿景、内容与行动北大核心

从学理层面审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叙事逻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前沿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之所以能深入开展,与其有效的政策叙事分不开。基于"愿景—内容—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政策愿景具有宏大与微观的形态、历时与共时的结构、理想与目标的功能;组织生态、廉政生态、用人生态、干事生态四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分别以"党建引领"为叙事主题、以"三不腐"为叙事主线、以"好干部标准"为叙事主旨、以"担当作为"为叙事主调;在政策行动方面,采用了"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行为策略叙事、从"政治规范"到"心灵秩序"的行为逻辑叙事、从"单一主体"到"社会多元"的行为角色叙事。在未来,需要持续推动基层场域的"关系再造",继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治生态的政策叙事。     

“文明与野蛮”叙事与等级性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借助“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为其现实政治服务。这种政治话语起源于西方文化的两大痼疾：一是普世性与排他性结合导致的等级性文明观,二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背离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在殖民主义时期,“文明与野蛮”叙事主要由基督教宗教认同、白人种族主义及西方制订的国际法理论构成,并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理论依据。在后殖民时期,这种“文明与野蛮”叙事的标准则日益从具象到抽象,更多借助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视为“现代性”“人权高于主权”等更抽象的标准,并服务于新帝国主义扩张。从结果看,这种文明标准通过制造“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人为将世界分为两个彼此隔绝、相互对立的世界。此外,“文明与野蛮”叙事还塑造出“反文明的文明观”,并由此导致整个世界日趋“野蛮化”,形成等级性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文明观”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晚清至五四时期纷繁芜杂的时代影像折射出历史转型中的潜层巨变。该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源文化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说明，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的差异，建构出多元化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使知识分子的外源性言说原点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位移，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诉求。     

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革命叙事逻辑探究

中国共产党形象是丰富的、多元的、充满内涵的,其叙事表现着党的领导水平与宣传能力,影响着政党权威与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形象从叙事观念的形成到叙事话语的互动,形成了叙事范式逻辑。革命叙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形象重要的表达方式,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舆论与公共话语的时代性发展。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叙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记忆与叙事书写,更影响着当代党史研究的历史认知与政治思想逻辑。     

卢卡斯·贝尔福斯小说《百日》中的大屠杀创伤叙事研究

卢卡斯·贝尔福斯蜚声当代瑞士文坛，2019年被授予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殊荣——毕希纳奖。其代表作品《百日》拓展了德语文学中关于大屠杀的时空语境，将读者拉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非洲卢旺达大屠杀，用文学的方式观照这段被忽视与遮蔽的惨痛历史，展现创伤的障碍和延宕，刻画个体创伤下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矛盾，并对不同群体的集体创伤进行多棱镜呈现。作家在小说中讨论并反思善与恶、罪与罚、人性与道德、创伤与救赎等深层次问题，提醒人们铭记历史，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北大核心CSSCI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将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价值内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的创造过程,并以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实现问题、发展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社会主义”的文明性、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具有丰富且深刻的内涵特质。以理念观照为立足点,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密码,中国治理的文明场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中国价值的文明内核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选择。从表达路径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来看,需要用世界图景映现中国故事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论蕴含,用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故事以增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国际认同,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作品质量。在讲好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故事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选择,谱写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篇章。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策略性叙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塑造共同意义的手段，是中国主导国际辩论、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变革”体系叙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身份叙事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叙事的三重叙事内容，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经过对“一带一路”叙事本体论范畴上的叙事效果评估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具有清晰的使命目标、可期的成功前景和连贯一致的叙事情节。同时，大量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如何策略性地构建叙事，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力反击反叙事成为中国当前对外叙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外交叙事的形成——基于20世纪30年代外交知识类图书的考察

中国战争与革命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面向大众的外交知识叙事。现代外交概念在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以力量和胜利为核心的概念工具、号召民众参与外交的动员工具、规范国民外交运动的规训工具。战场上强调克敌制胜、集结力量、反抗精神、积极斗争、服从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等军事话语全方位渗透到大众外交知识读本的语言中。中国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利用“外交”概念以及相关知识信息，向大众普及了一个强权林立的世界现实，而中国也需要动员和组织民众通过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以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谋求弱势国家的外交空间和胜利。现代外交概念在中国走向大众的历史固然有欧美外交民主化思潮的影子，但是却最终在中国战争、革命和反抗侵略的民族话语中得以生根。     

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观念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观念，它的兴盛和沉寂皆为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出现过三次凸显。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华民族观念又前所未有地凸显，并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首先，它促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形成，对中国的历史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次，它促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发展目标的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增添了一种历史性、文化性和道义性的表述。再次，它促成了以民族复兴为主体的理论论述的构建，进而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复兴理论。最后，它导致以民族复兴来规划未来发展，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产生塑造性影响。中华民族观念产生影响的这样几个基本维度，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结构，确立并彰显了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